简介
智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为何在美国，智识本身及拥有智识的人屡屡遭到忌恨和怀疑？为何一部分美国人热衷于追捧自我奋斗的商业天才，而不信任政治精英？为何他们情愿接受煽动信息，却拒绝听从专家意见？
本书是解析美国反智主义传统的里程碑式著作，揭示出美国性格中的许多关键特征。它不仅从宗教、政治、商业、教育等方面追溯了美国生活中那些蔑视智识的人的思想根源和逻辑，而且试图说明知识分子作为民主社会的一股力量究竟是什么，以及他们的使命何在。
作者介绍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
美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世纪中期美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主要作品有《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1948）、《改革时代》（1955）、《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3）及《美国政治中的偏执风格》（1964）等。
部分摘录：
在试图评价我们社会中的什么素质让智识变得不受欢迎之前，似乎有必要谈谈智识通常都被理解成什么样子。当人们想要去理解某种普遍的偏见时，普遍的惯用语是个合适的出发点。任何对这一点感兴趣的人，当他考察美国流行的文字作品时，他都会注意到智识（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这两种观念之间明显的差异。前者频繁地被当成一种绰号来用，而后者却不是。没有人会质疑智力的价值；作为抽象素质，它普遍地受到尊重，而且似乎在智力方面出类拔萃的人也会得到高度评价。有智力者总是受到赞誉；而有智识者虽然有时也会受到赞扬——尤其是当人们相信，智识包含智力时——但通常来说，人们在看待他时，也会带着怨恨和怀疑。恰恰是他，而非有智力者，也许会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多余的、不道德或有颠覆性；有时，尽管拥有智识，但他甚至也会被称作是无智力的（unintelligent）。[61]
虽然智力和智识这两种素质之间的差异通常都是设想的，而非明确界定下来的，但是，流行惯用语的语境让我们有可能提炼出区分的实质，对于这一区分，人们似乎普遍这样理解：智力是心灵的优异性，它的使用范围相当狭小、直接而且可以预测；它是一个可控、可调整、永远有实践性的素质——是动物具有的最突出和最可贵的优异性之一。智力发挥作用的框架具备有限但又明确提出的目标。它也许会很快地从思想中排除那些看起来对实现目标没有帮助的问题。最后，恰恰是因为具有这种普遍的用途，故而每天都能看到智力在活动，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人都同样会赞美它。
与之相反，智识是心灵之中批评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那一面。智力试图去掌握、控制、重组、调整；而智识则是检查、斟酌、好奇、究理、批评和想象。智力会在情境中抓住直接的意义并且评价它，而智识则评价“评价本身”，寻找整个情境的意义。智力可以被称赞为动物的素质；但智识则是人类高贵性的独一无二的表现，作为人的素质，它既受褒扬，也遭到攻击。当区别这样界定下来，我们就更容易明白：为什么我们有时会说，即使一个人具有了公认能洞察事物的智力，但相对而言，他却是无智识的；为什么按照同样的道理，在那些明确属于知识分子的人士中，我们也能发现程度相当之高的智力。
这个区分似乎过于抽象，但在美国文化中，体现它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在我们的教育中，没有人怀疑过：选择智力、培养智力是极为重要的目标；但是，教育应该在什么程度上培养智识一直是争论激烈的话题；而智识的反对者则在大多数公共教育领域里行使着绝对的权力。不过也许，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可以参考美国人对发明技能的看重，它相反于纯科学方面的技术。我们最杰出的发明天才托马斯·A.爱迪生几乎被美国公众奉为楷模，而且围绕着他，还树立起了传奇。在我看来，公众为爱迪生的发明欢呼喝彩，因为它们如此惊人而且直接影响了日常生活，但人们指望不上纯科学的成就也能得到一样的待遇。人们可能期待，为现代物理化学打下理论基础的、我们纯科学的最伟大的天才约西亚·威拉德·吉布斯[62]也能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公众中成为类似的人物，得到与爱迪生比肩的称赞，然而，尽管吉布斯的作品在欧洲大名鼎鼎，他终其一生都不被美国公众所知，甚至在他从事了三十二年教学工作的耶鲁大学，他的事业也是寂寂无闻。虽然在19世纪，以科学成就而言，耶鲁是美国大学的领军者，但连五六个能理解吉布斯著作的学生都培养不出来，也没有尽力为他争取个什么荣誉学位。[63]
我们一说起社会中智识的命运，一个特殊的困难就会出现；这个困难的原因在于：尽管我们认识到了智识不仅仅是职业（vocation）方面的事情，但我们还是得从职业的角度来谈及智识。智识在一般的惯用语中被理解为某种专业[64]和职业的属性；我们把智识者（知识分子）称为作家或批评家，教授或科学家，编辑、记者、律师、神职人员等等。正如雅克·巴赞所说，知识分子就是拿着公文包的人。这种方便的理解很难舍弃；知识分子的地位和角色就这样同所有拿着公文包的专业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很少有人相信，某个专业成员——甚至是知识型专业——就必然符合特定意义或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大部分专业中，智识也许有用，但即便没有智识，智力其实足矣。例如，我们知道，学院人士不都是知识分子；我们还经常为这一事实感到痛惜。我们还知道，既然智识不同于受过专业训练的智力，那么与智识有关的一些事情并非附着于整个职业，而是仅仅依附于个人。当我们困惑于智识和知识分子阶层在我们社会中的地位时，我们想到的不仅仅是某个职业群体的处境，而且还有那种与某个精神品质有关的价值。
我们的文化中，有些工作可以认为属于熟练工（journeyman）——律师、编辑、工程师、医生，当然也包括一些作家和大多数教授——虽然这些工作极为依赖观念（ideas），但是，它们其实并不独特地属于知识分子。一个从事知识专业或半知识专业的人在进行自己的工作时，必定掌管着一家卖“冷冻观念品”（frozen ideas）的实体店；只要他做得好，他就必定是在通过智力来使用这些观念品；但是，按照他的专业能力，他主要是将之用作工具。问题的核心——借用马克斯·韦伯对政治的区分——就在于，这种专业人靠观念为生（live off ideas），而非为了观念（for them）而活。他的专业角色、专业知识并没有使他成为知识分子。他是精神方面的工人，一个技师。他也许会碰巧成为一个知识分子，但如果是这样，也是因为他赋予了自己的专业一种独特的对观念的感觉，而他的本职工作却并不需要这种感觉。身为专业人士，他掌握了一套用来出售的精神技能。尽管其技能娴熟高超，但只要他的工作中缺少了某些素质——比如，无功利的智力、概括能力、自由思辨、新颖的观察、创新性、激进的批判等——我们就不会把他们当作知识分子。在家里，他也许碰巧是知识分子，但在他的工作中，他是一个受雇的脑力技工，使用自己的心智追求确定的外部目的。正是这一点，即如下事实：从理智过程本身之外的功利或利益点出发来设定目的——体现了狂热者（zealot）和脑力技工各自的特征。前者痴迷地为一种观念而活，后者则把心灵用于可出售的目的而非自由思辨，这种目的是外在的，不是自定的（self-determined），与之相反，智识生活有某种自发的特征和内在的确定性（determination）。另外，它自己也有一种独特的均衡状态，我认为这种均衡的确立，依靠于知识分子对待观念的态度中所包含的两种基本素质的平衡；这两种素质可命名为游戏性（playfulness）和虔敬性（piety）[65]。
为了定义知识分子的独特本质，我们必须能够确定：什么因素把“那些是知识分子的（比如说）教授或律师”与“那些不是知识分子的教授或律师”区别开来；或者，也许更恰当地说，我们要确定的是：什么因素让我们能说，在某个时候，教授和律师以完全常规的专业方式在活动，而在另一个时候，他们又成了知识分子。差别并不在于他所处理的观念的特征，而是在于他对待这些观念的态度。我已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为了观念而活——这意味着，他对于心灵生活有一种奉献感，非常像投身于宗教事业一般。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看，知识分子的角色就继承自神职者的圣职[66]：这种角色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意味着，在认识活动中存在着终极价值。当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过时，他一下子想到了这种活动的本质。我们能听到历史上不同的知识分子都发出了相同的声音，他们在不同的时代、地点和文化中以相应的口吻表明自己意识到了这种感受。比如但丁在《帝制论》（De Monarchia）中说：“总而言之，人类的正确职责就是不断实现智识能够具有的全部能力：首先是在思辨中实现；其次，再将智识扩展并以之为目的，从而在行动中实现。”由此，最高贵的、最有可能接近神性的东西就是认识活动。在洛克的《人类理解论》（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我们听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以更为世俗、更为积极的方式表达了相同的追求：“正是理解，让人类高于其他有感觉的事物，让他具有了一切可以凌驾于它们之上的优势和支配权。”霍桑在《福谷传奇》（Blithedale Romance）临近结尾的一段里认为，自然为人设定的最高目的就是“有意识的理智生活和感受力”。最后，还有我们时代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他在自己的一本小说里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如何能把生活过得尽善尽美呢？”他自己回答道：“把包罗万象的经验转变为有意识的思想。”[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