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知识的意义上，西方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西方而言，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只是中国问题专家关注的对象，也正在成为他们知识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
本书为刘擎教授自2003年到2019年撰写的西方知识界年度回顾，致力于从“内部视角”去观察西方，并为当今中国的公共讨论提供相关背景和线索。作者围绕重要的思想争端、事件和书籍，从政治发展趋势、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等方面，呈现西方世界在20世纪前二十年的思想图景。同时，书中还收录作者重要的演讲和访谈，从总体上评估全球秩序的困境与未来、西方社会的现状和主流趋势，探讨世界主义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关系。
作者介绍
刘擎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著有《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悬而未决的时刻》等。
部分摘录：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里尔克的名句像最低沉的新年钟声，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
一年多之前，《经济学人》在年度展望中预言：“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2018年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1]随后，《纽约时报》也有文章预言，“存在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我们正在进入“混沌成为新常态”的时期。[2]正如被告知的那样，欧美各国经历了持续动荡与纷争不断的2018年。辞典网（Dictionary. com）评选的年度词汇是“Misinformation”（误报信息），而牛津词典的选择是“Toxic”（有毒的）。[3]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至，以至于“谷歌助手”适时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告诉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tell me something good），鼓励各地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搜寻微小的好消息，集聚起正面的力量，来驱逐浓重的阴霾。[4]但类似的努力只带来些许短暂的慰藉。12月下旬，《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世界各地都弥漫着怀旧情绪，原因则各有不同。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感到今不如昔，陷入一种“无所不在的、险恶的衰落感”之中。[5]
可见，在《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斯宾格勒所激发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仍然深深困扰着西方社会。“西方衰落论”或许从未衰落，而“历史终结论”似乎已经终结，这曾让旁观者浮想联翩。
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放眼望去，显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骛远、幼稚无能，便是独断任性、堕落腐败。每一种宏大理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就在垂危之中。新鲜的话语层出不穷，却如昙花一现，只带来转瞬即逝的希望。
里尔克在同一首诗中还写道，“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是的，最令人惶恐的处境并非动荡与纷争本身，而是深陷其中却无从辨识、无力把握，于是茫然失措。认知坐标的迷失、判断依据的错乱，或许是时代肖像真正阴郁的侧影，而对时代的思考与辨析是“挺住”的一种实践。
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 过去一年的世界动荡不安，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往年如此，来年仍将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导阐释框架的瓦解，各种思路形成“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世界是否进入了“新冷战”时代？美国对“高尚国家”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世界局势扑朔迷离，专家学者莫衷一是，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
在这一凌乱的局势中存在一个普遍的消极共识，即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失效。《外交事务》杂志曾对三十二位专家作问询调查，其中有二十六位相当肯定或非常确认“自由秩序处在危险之中”。[6]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感叹，“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没有秩序可言”，可以“安息了”。[7]无论将既有秩序的危机归咎于主导者的无能或是“修正派”和“拒绝派”的颠覆，失序的危险已经迫近，冲突和对抗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修昔底德陷阱”与“新冷战”等议题应运而生。这两种论述虽有关联，却是相当不同的阐释思路，前者着眼于力量对比来解释冲突的演变，后者则主要基于政体形态来推测对抗的可能性。
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是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在时下的国际评论中颇为流行，被《金融时报》选入“2018年度词汇”系列，但并不是新名词。早在2011年1月，中美两国时任元首在华盛顿会面，《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其中专门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的这一概念，但当时的评论抱有审慎的乐观预期，如其标题所言：“超级大国与后起新贵：有时结局不错”。[8]时隔七年，乐观的基调转为紧迫的危机意识。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当惊悚的书名《注定一战》，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译本。[9]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他试图论证，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然而，对于中美两国的竞争而言，艾利森提供的两个现代成功案例都没有多少示范意义。英国能够和平地将国际领导权转交美国，依赖于文化相似性这一相当苛刻的条件，完全不适用于中美关系。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坦言的那样，“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是一回事，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则的确是另外一回事”。[10]在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艾利森列举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作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后在《国家利益》网站和《金融时报》发表两篇文章，推崇肯尼迪总统在五十五年前的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反共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和中国提供了线索”。[11]约瑟夫·奈和杰弗里·萨克斯等知名学者也撰文论述肯尼迪演讲对当下的借鉴意义。[12]
但是，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会对谁有吸引力？当年那场“和平竞赛”以苏联解体告终，这究竟是“有益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则取决于解读的视角。何况，今天的守成大国还会有耐心等待半个世纪吗？而崛起大国会甘愿退守次强来取悦霸权大国吗？也许，将昔日的美苏争霸作为当前中美竞争的参照模板根本就是一种误会。对于艾利森来说，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
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么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