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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的西方-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2年前 (2022-07-11) 1070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在知识的意义上,西方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西方而言,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只是中国问题专家关注的对象,也正在成为他们知识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
本书为刘擎教授自2003年到2019年撰写的西方知识界年度回顾,致力于从“内部视角”去观察西方,并为当今中国的公共讨论提供相关背景和线索。作者围绕重要的思想争端、事件和书籍,从政治发展趋势、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等方面,呈现西方世界在20世纪前二十年的思想图景。同时,书中还收录作者重要的演讲和访谈,从总体上评估全球秩序的困境与未来、西方社会的现状和主流趋势,探讨世界主义与身份政治之间的关系。

作者介绍

刘擎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与国际政治理论。著有《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悬而未决的时刻》等。

部分摘录: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里尔克的名句像最低沉的新年钟声,在2018年的尾声中唤起共鸣。人们默想的心事各自不同,感怀的心绪却有相似的苍凉。
一年多之前,《经济学人》在年度展望中预言:“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尽力摆脱政治紧张和技术狂热,2018年将会是刺激神经的一年。”[1]随后,《纽约时报》也有文章预言,“存在一种更深刻、更令人不安的确然性:许多可能非常疯狂的事情将会发生在2018年”,我们正在进入“混沌成为新常态”的时期。[2]正如被告知的那样,欧美各国经历了持续动荡与纷争不断的2018年。辞典网(Dictionary. com)评选的年度词汇是“Misinformation”(误报信息),而牛津词典的选择是“Toxic”(有毒的)。[3]令人沮丧的消息接踵而至,以至于“谷歌助手”适时推出了一项新功能——“告诉我一些美好的事情吧”(tell me something good),鼓励各地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搜寻微小的好消息,集聚起正面的力量,来驱逐浓重的阴霾。[4]但类似的努力只带来些许短暂的慰藉。12月下旬,《经济学人》发表文章指出,世界各地都弥漫着怀旧情绪,原因则各有不同。发达国家的多数民众感到今不如昔,陷入一种“无所不在的、险恶的衰落感”之中。[5]
可见,在《西方的没落》出版一百周年的今天,斯宾格勒所激发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仍然深深困扰着西方社会。“西方衰落论”或许从未衰落,而“历史终结论”似乎已经终结,这曾让旁观者浮想联翩。
混沌也将成为西方思想的新常态。所有的神话似乎都烟消云散了,积极的公民在愤怒之中,消极的民众非佛即丧。放眼望去,显赫的政要不是好高骛远、幼稚无能,便是独断任性、堕落腐败。每一种宏大理论要么已经死去,要么就在垂危之中。新鲜的话语层出不穷,却如昙花一现,只带来转瞬即逝的希望。
里尔克在同一首诗中还写道,“所有发生过的事物,总是先于我们的判断,我们无从追赶,难以辨认”。是的,最令人惶恐的处境并非动荡与纷争本身,而是深陷其中却无从辨识、无力把握,于是茫然失措。认知坐标的迷失、判断依据的错乱,或许是时代肖像真正阴郁的侧影,而对时代的思考与辨析是“挺住”的一种实践。
动荡世界中的思想迷宫 过去一年的世界动荡不安,但这并不是什么新消息。往年如此,来年仍将如此。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主导阐释框架的瓦解,各种思路形成“范式竞争”的纷乱格局: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是否濒临崩溃?大国竞争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世界是否进入了“新冷战”时代?美国对“高尚国家”联盟的呼吁是一种新的国际战略构想吗?即便你研读了近百篇最有声誉的报刊评论与学术文献,获得的感知可能依然是凌乱不堪。世界局势扑朔迷离,专家学者莫衷一是,成为2018年西方思想的一个显著征兆。
在这一凌乱的局势中存在一个普遍的消极共识,即主导国际关系的既有秩序已经开始失效。《外交事务》杂志曾对三十二位专家作问询调查,其中有二十六位相当肯定或非常确认“自由秩序处在危险之中”。[6]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感叹,“正在隐退的自由世界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具世界性,而且没有秩序可言”,可以“安息了”。[7]无论将既有秩序的危机归咎于主导者的无能或是“修正派”和“拒绝派”的颠覆,失序的危险已经迫近,冲突和对抗成为国际视野的焦点。“修昔底德陷阱”与“新冷战”等议题应运而生。这两种论述虽有关联,却是相当不同的阐释思路,前者着眼于力量对比来解释冲突的演变,后者则主要基于政体形态来推测对抗的可能性。
历史上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争夺霸权而竞争,难得实现和平的权力转移,往往陷入战争的结局,是谓“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术语在时下的国际评论中颇为流行,被《金融时报》选入“2018年度词汇”系列,但并不是新名词。早在2011年1月,中美两国时任元首在华盛顿会面,《纽约时报》对此发表评论,其中专门介绍了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创造的这一概念,但当时的评论抱有审慎的乐观预期,如其标题所言:“超级大国与后起新贵:有时结局不错”。[8]时隔七年,乐观的基调转为紧迫的危机意识。艾利森的新著使用了相当惊悚的书名《注定一战》,一年之后就出版了中译本。[9]但艾利森并不是主战派,他的警世危言旨在防止大国在竞争的恐惧与误判中落入战争的陷阱。他试图论证,避免陷阱仍然是可能的,虽然在历史上只有四分之一的成功先例,但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然而,对于中美两国的竞争而言,艾利森提供的两个现代成功案例都没有多少示范意义。英国能够和平地将国际领导权转交美国,依赖于文化相似性这一相当苛刻的条件,完全不适用于中美关系。正如他自己在书中坦言的那样,“被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竞争对手击败是一回事,而被一个价值观迥异的对手超越则的确是另外一回事”。[10]在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艾利森列举苏联与美国的争霸作为避免陷阱的成功案例。他先后在《国家利益》网站和《金融时报》发表两篇文章,推崇肯尼迪总统在五十五年前的演讲中提出的战略,主张“安护多样性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iversity),这区别于威尔逊总统倡导的“安护民主的世界”(the world safe for democracy)。肯尼迪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反共立场,但却愿意“与敌手共存”,从“为民主而战”转向“为守护和平而容忍多样性”,期望不同的政体之间展开和平竞赛,最终让时间来裁决哪一种制度最为可取。这其实也契合了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与“和平共处”)。艾利森认为,肯尼迪这一“深刻的思想”为“当今正在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和中国提供了线索”。[11]约瑟夫·奈和杰弗里·萨克斯等知名学者也撰文论述肯尼迪演讲对当下的借鉴意义。[12]
但是,肯尼迪的战略思想会对谁有吸引力?当年那场“和平竞赛”以苏联解体告终,这究竟是“有益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则取决于解读的视角。何况,今天的守成大国还会有耐心等待半个世纪吗?而崛起大国会甘愿退守次强来取悦霸权大国吗?也许,将昔日的美苏争霸作为当前中美竞争的参照模板根本就是一种误会。对于艾利森来说,价值观冲突是他既无法回避又难以处理的问题。在他的论述中,冷战既是应对陷阱的一个方案(如果能避免升级为“热战”),又是滑向陷阱的险境(如果会使冲突不断激化)。艾利森的核心论旨在于,应当淡化政体与价值观的分歧,通过寻求“共同利益”来达成和平。
可是利益并不是与价值无涉的,也远不只是一些可明确计量的指标(比如贸易逆差)。那种抛开价值理念来谈论“只有永恒的利益”的所谓“现实主义”观点,不仅肤浅而且缺乏真正的现实感。如果利益的定义是对于自身而言的重要益处,那么利益只能在“何为重要之事”的价值框架中才能被塑造和理解,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特定的意识形态图景。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根本上无法独立于“共同价值”。搁置价值分歧的权宜之计缺乏可持续的有效性,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下越来越难以维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最终依赖于共同价值的塑造,这是极为艰难的事业,需要付出巨大的耐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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