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在今天被称为利沃夫的城市，赫希•劳特派特和拉斐尔•莱姆金，两个互不相识的人曾在同一所大学跟随同样的法学教授学习法律，根据各自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以及家庭变故，劳特派特注重对个人的保护并提出了危害人类罪，将其引入《纽伦堡宪章》，最终用于给纳粹头目汉斯•弗兰克定罪；莱姆金则侧重对群体的保护，提出了灭绝种族罪，他们二人及其法律思想至今对国际司法体系影响重大并发挥着积极作用。作者在讲述他们的同时，也追溯了自己的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在面对纳粹暴行时穿越欧洲的神秘故事。
作者运用小说式的写作技巧，围绕着外祖父莱昂•布赫霍尔茨、“二战”时期担任波兰总督的纳粹头目汉斯•弗兰克、国际法教授赫希•劳特派特以及检察官兼律师拉斐尔•莱姆金四个主要人物展开叙述；以不着痕迹的文笔、恰到好处的表述将几个家族的故事完美地交织在一起。
作者介绍
菲利普•桑兹（Philippe Sands），国际律师，伦敦大学学院法学教授，同时也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频道的评论员。桑兹在世界各地演讲，曾在纽约大学任教，并曾任多伦多大学、墨尔本大学和索邦大学的客座教授。2003年，他被任命为英国女王的法律顾问，现居英国伦敦。著有《无法无天的世界：制定和打破全球规则》（Lawless World: Making and Breaking Global Rules）、《酷刑团队：拉姆斯菲尔德的备忘录和美国价值观的背叛》（Torture Team: Rumsfeld’s Memoand 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Values）等。
部分摘录：
下午3时许，被告席后的木滑门开了，汉斯·弗兰克走进600号审判庭。他身穿灰色西装，与看押他的两名脸色阴沉的军警所戴的白色头盔形成强烈对比。一次次审讯已经打垮了这位粉红色脸颊、细尖鼻子、头发紧贴头皮的前阿道夫·希特勒私人律师、波兰占领区私人代表。弗兰克不再是昔日被他的朋友理查德·施特劳斯所歌颂的身材挺拔修长的部长。的确，他的精神很是恍惚，以至于进入审判庭时转错了方向，背对着法官。
那天审判庭坐满了旁听者，当中有一位来自剑桥大学的国际法教授。秃顶、戴着眼镜的赫希·劳特派特像一只浑圆的猫头鹰一样栖息在长长的木桌尽头，身边都是英国检察官队伍的杰出同事。劳特派特坐在距离弗兰克不过几英尺远的地方，身着黑色西装，正是此人最早提出在《纽伦堡宪章》中引入“危害人类罪”这一概念，用这5个字来形容发生在波兰领土上的针对400万犹太人和波兰人的谋杀。劳特派特后来成了20世纪最杰出的国际法人才和现代人权运动之父，然而他对于弗兰克的关注并不仅仅出于专业原因。弗兰克担任波兰被占领区总督的五年间，伦贝格市也被划入他的管辖范围。那里住着劳特派特的大家族，包括他的父母、他的哥哥和妹妹，以及他们的孩子。一年前审判开始时，劳特派特仍未知晓他们在汉斯·弗兰克管辖范围的命运如何。
另一个同样关注着这场审判的人，拉斐尔·莱姆金，当天没有到现场。他当时正躺在巴黎一所美国部队医院的病床上通过无线电收听判决。他曾在华沙先后做过检察官和律师，1939年战争爆发时他逃离了波兰，辗转到达美国。他作为美国检控团队的一员，与英国检控团队一起参与了这次审判工作。他把好几个公文箱千里迢迢带到了美国，每一个公文箱里都塞满了文件，包括许多由弗兰克签署的法令。在研究这些材料时，莱姆金发现了一种行为模式，并为其创造了专有名词，用来形容弗兰克可能被指控的罪行。他将这种罪行定义为“种族灭绝”。与劳特派特旨在保护个体而着重于反人类罪的研究不同的是，莱姆金更多地关注于对团体的保护。为了将灭绝种族罪纳入对弗兰克的指控中，他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然而在审判的最后一天，他却因病倒而无法出席。他对于弗兰克的关注同样包含了个人原因：他在利沃夫市生活了很多年，而且他的父母和弟弟被卷入了据说发生在弗兰克管辖区的罪行。
“被告汉斯·弗兰克。” 法庭庭长宣布。弗兰克很想知道自己能否活到圣诞节，因为这关系到他能否向七岁的儿子兑现刚许下的承诺，他向儿子保证一切都会好的，他会回家和他一起过节。
2014年10月16日 星期四 纽伦堡司法宫 68年后，我在汉斯·弗兰克的儿子尼克拉斯的陪同下参观了600号审判庭，汉斯·弗兰克许下承诺时，他还是个小男孩。
我和尼克拉斯从司法宫后方废弃监狱空荡荒凉的翼楼开始参观，这是四栋翼楼中仅存的一栋。我们一起坐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他的父亲曾经在同样的牢房里住了将近一年。尼克拉斯上一次来这里还是1946年9月。“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让我感觉离我父亲比较近的房间，”他告诉我，“我坐在这里体会着他的处境，他在这里待了一年左右，只有一个开放的厕所、一张小桌子和一张小床，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东西。”牢房是无情的，对于父亲的所作所为，尼克拉斯的看法同样毫不留情。“我的父亲是律师，他知道他干了什么。”
600号审判庭至今仍在使用，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变化不大。早在1946年，从牢房到审判庭必须经过一部窄小的电梯，21名被告中的每一个人当时都是乘着这部电梯直达法庭。这是我和尼克拉斯都很想亲眼看看的设备。它仍在原处，就在被告席后面，同一扇木滑门像往常一样无声无息地滑开。就像当时每天报道这场审判的伦敦《泰晤士报》前草地网球记者R. W. 库珀所写的：“打开，关上，打开，关上。”1 尼克拉斯拉开这扇木滑门，进入那个狭小的空间，然后关上了身后的门。
从里面出来后，他走到他父亲在审判期间被控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时所坐的位置。尼克拉斯坐下来，俯靠在木栏杆上。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整个大厅，然后叹了口气。我时常想，他父亲最后一次通过电梯的滑门进入被告席时是怎样的场景。1946年10月1日，星期二，因为法庭不允许拍摄审判最后一天的这个下午，所以这一场景只能靠想象而无法目睹。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尊严。
尼克拉斯打断了我的思绪。他的语气温和而坚定。“这是一个令人快乐的房间，对于我和全世界而言都是如此。”2
我和尼克拉斯一起来到600号审判庭的起因是我几年前意外收到的一封邀请函。现名为利韦夫市的城市大学法律系发来邀请，请我讲一堂公开课，谈谈我对于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所做的研究。他们请我谈谈我所参与的案件，我对于纽伦堡审判的学术研究，以及这次审判对我们当今世界产生的影响。
我一直对纽伦堡的审判和传说，对现代国际司法体系宣告诞生的那个时刻怀着浓厚的兴趣。那些隐藏在冗长的卷宗里有待发现的奇特细节，那些从法庭细节角度描写了呈堂证词的书籍、回忆录、日记所构成的深刻的证据，它们都令我目眩神迷。那些与之相关的图像、照片、黑白新闻片及电影——比如1961年上映的奥斯卡获奖电影《纽伦堡大审判》，因其题材和片中斯宾塞·屈塞与玛琳·黛德丽逢场作戏的片段而令人印象深刻——让我兴趣盎然。
这种兴趣背后有其现实原因，因为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目前的工作：纽伦堡的判决像一阵强风，让刚刚萌芽的人权运动顺利扬帆起航。没错，虽然有股强烈的“胜者之正义”的气息，但这桩案件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它开启了将国家领导人送上国际法庭接受审判的可能性，创下了绝无仅有的先例。
利韦夫的邀请多半是因为我的职业是诉讼律师，而不是因为我写的书。1998年夏天，我在罗马开会，参与了关于设立国际刑事法院的谈判的外围工作，几个月后，我在伦敦参与了皮诺切特案。这位智利前总统在西班牙检察官指控他犯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后向英国法庭请求司法豁免权，请求最终被驳回。在接下来的几年间，随着其他案件陆续出现，自纽伦堡审判之后经过了冷战时期几十年的沉寂，国际法庭的大门终于再次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