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美国的反智主义》集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于一身，是一部关于美国知识分子及其批判者的经典著作。它出版于1963年，然而，几十年后乃至21世纪以来的美国社会——对科技的崇拜、失控的商业文化消费主义、教育的实用导向、对人文价值的轻视……层出不穷的民粹主义与暴力事件，说明反智主义的强度是周期性的，反智主义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由此，作者的叩问再次回响：
“智识”该如何在人类文明中发展？
知识分子能够在社会上、政治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反智主义”这个问题，通常被认为就是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的反智主义》中被定义的。这本书的写作灵感来自1950年代的政治和智识生活，不过其历史叙述的起点要更早，终点落在了美国从麦卡锡主义制造的红色恐慌中恢复的时期。
作者将反智主义观点当成一条主线，以此来检视美国社会与文化中多个不那么令人欣赏的层面。从美国的建国历程、宗教传统、政治体制、商业精神、学校教育，从绅士的没落、知识分子的疏离与服从等角度，对美国的反智主义根源进行了系统且富有历史深度的耙梳。
在作者看来，1952年的大选淋漓尽致地反映出了智识与庸俗的对立。美国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的巨大且有害的差距，经由媒体广而告之。民主党20年统治结束后，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衰落，而商人的影响力上升。现在，知识分子成了美国社会所有不愉快或不道德之事的共同替罪羊，而私营企业主被认为有能力面对任何困难。作者批判民粹、保守、反动、极右的思维，认为反智是个思想、情绪和态度的复合体，是“一种对精神生命和被认为代表了精神生命的人的怨恨和怀疑；一种不断贬低生命价值的取向”。
作者介绍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1916—1970），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史教授，20世纪中期知名美国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少数最早注意到美国文化中的反智现象的学者之一。1956年凭借《改革年代》获普利策历史作品奖，1964年凭借《美国的反智主义》获普利策奖非虚构作品奖。
部分摘录：
虽然本书的内容大多涉及更为久远的美国历史，它实为响应1950年代的政治和智识环境而作。此10年间，“反智主义”一词从之前的鲜有耳闻，变成了国人自我谴责及形容校内滥行的常用词汇。虽说昔日美国的知识分子常会因为全国上下不尊重思想而倍感沮丧和愤懑，但大批知识分子团体之外的人与他们休戚相关，或是这种自我批判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这几乎闻所未闻。
麦卡锡主义是批判性思想对于这个国家破坏力无穷的这种恐慌背后的重要推手。诚然，麦卡锡的频繁打击对象并不仅限于知识分子——他有更大的猎物——只不过知识分子也在他的射程范围，一旦被击中，似乎会让他的追随者们产生一种特殊的雀跃感。他大举出击知识分子和高等学府，地位不如他显赫的判官们在举国上下争相仿效。之后，麦卡锡的密集挞伐激发出无边的恶意和无趣的愚昧，在这样的氛围之下，1952年的总统大选中，两大阵营的候选人戏剧化地演绎了才识与平庸的鲜明对照。一边是阿德莱·史蒂文森，一位思维和风格颇不寻常的政客，他对知识分子的亲厚在近代史上无人能及。另一边是思想传统、相较之下不善辞令的艾森豪威尔，他和不讨喜的尼克松捆绑在一起；为竞选活动定下基调的与其说是将军本人，不如说是这位与他并肩作战的队友以及党派里那些麦卡锡主义的拥趸。
不论是知识分子自己，还是其批判者，都意识到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性胜利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美国已遭到唾弃。作为舆论代表的《时代》周刊发表文章，弱弱地投了不赞同票，指称艾森豪威尔的胜利“昭示了一个长期以来堪忧的事实：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病态地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小阿瑟·施莱辛格在选举结束后撰文表示强烈抗议，他发现，知识分子的“处境是这一代人前所未见的”。在民主党执政的20年间，他们始终居于主流，得到理解和尊崇；而眼下商界重回权力中心，“粗俗化是商业至上的必然后果”。现在，读书人被视作“书呆子”、怪人而受到藐视，即将上位的政党既不会利用，也无法理解他们，他们会成为包括所得税和珍珠港事件在内的一切问题的替罪羊。施莱辛格写道：“反智主义，一直以来就是商人的反犹主义……知识分子……在当今的美国社会已被流放。”(1)
新政府上台之后，一切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用史蒂文森的话说，推行新政者（New Dealers）被汽车销售商取而代之，这是压垮知识分子及其价值观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杜鲁门时代，他们就已被法制系统的政客盖过了风头。这个国家，现在只剩下查尔斯·E.威尔逊(2)对纯学术研究的调侃，艾森豪威尔只爱读西方小说的八卦，后者将知识分子与啰嗦浮夸者画上等号。然而，就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国人的情绪出现了转折：面对这位共和党总统，麦卡锡主义者的愤怒油尽灯枯，至于那位威斯康辛州议员(3)自己则孤立无援、备受谴责，没了气焰。终于，苏联人在1957年发射的“斯普特尼克号”(4)人造卫星，大幅缩短了美国民众审时度势和自我觉醒的周期。“斯普特尼克号”不仅沉重打击了美国人的民族虚荣心，也激发了对反智主义思潮为教育系统及泛化的美国生活带来的后果的广泛关注。一夕之间，全民以智识为轻成了一种耻辱，乃至威胁到了生存。这个国家数年来认为教师群体的忠诚度是主要的隐忧，现在开始挂心他们的微薄薪酬。科学家们常年疾呼过度考量安全因素会磨灭研究的热情，突然间有人开始聆听了。先前只有一小部分教育批评家声讨美国教育体制的懈怠，如今，各大电视媒体、报刊、商业人士、科学家、政客、将官和大学校长群起而攻，举国上下齐刷刷一片自责之声。当然，戒备之心并不会即刻消弭，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势力也无法被彻底驱散。即使是处在风口浪尖的教育领域，公众的热情也似乎只在制造更多卫星，而非开发更多的智能。更有甚者，教育方面的一些新名词几乎是在提议有天赋的儿童应被视为冷战资源。但无论如何，大环境确实有了显著改善。1952年之时，大约只有知识分子自己囿于反智主义魔咒，到了1958年，但凡有些思考能力的民众大都确信，它已威胁到了国家的成败。
时至今日，我们可以置身事外地看待1950年代的政治文化。若说在麦卡锡主义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治下，大众生活中的知识分子多少带有一些幻灭的阴影，那么，如今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因为华盛顿又开始向哈佛大学教授和前罗德学者(5)们示好。如果此前曾怀疑智识是施政成功的绊脚石，现在必然已经拨云见日——新总统对思想兴致勃勃，在国事上处处仪式化地彰显以知识分子为尊，乐于与饱学之士为伴、听取他们的建议；最重要的是，早在执政之初，他就一丝不苟地招揽能人贤士。再者，之前对招募这样的人才会彻底颠覆国家行事准则的盲信，注定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云开雾散。眼下，知识分子谈论反智主义的时候，再不用顾影自怜或带上夸张的政治色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