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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内市场 : 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2年前 (2022-07-11) 1176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本书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探索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当代演变,并以“制内市场”的总体框架来揭示中国的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本书提出,“制内市场”是一种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市场并非自主的、自我调节型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国家治理的规制。具体体现为一个三层市场共存的等级制的结构:底层的自由市场经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地带。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内部平衡不但关系中国自身未来的前景,也可能会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介绍

郑永年,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外部关系研究。已经出版英文学术专著9部,包括《技术赋权》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世界科技书局)、 《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剑桥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发现中国民族主义》(剑桥大学出版社)等。 主编中文学术著作数十部,包括《中国模式》《保卫社会》《大趋势:中国下一步》和《贸易与理性》等。

部分摘录:
政治经济体制是关于国家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一套制度安排。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由一套负责协调国家与市场的特殊机制组成。与世界上其他政治经济体制相比,它具有自己独特而鲜明的结构特征。在我们描述这些特征之前,有必要考虑一下其他的政治经济体制,因为这样的比较能够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是多么独特。然而,在一本关于中国的书里,我们不可能详细讨论其他政治经济体制,也无法把中国的体制和这些其他的体制做全面的比较。在本章中,我们将把中国置于现代两个主要政治经济体制中去讨论,也就是西方式资本主义(以当代美国为典型)和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NIE)的战略性资本主义(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市场资本主义起源于西欧,随后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发生了因地制宜的转型,这种转型反映在经济史学家的著作中,也反映在最近有关“资本主义多样性”的文献中。在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类型主要是战略性资本主义。因此,传统上认为中国也属于这种战略性资本主义。然而,在本书中,我们将通过把中国同时置于西方市场资本主义和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资本主义的比较范畴里,通过强调中国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形式的异同,把中国的市场经济归类为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
界定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确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国内外的学者们常常发现,他们缺乏恰当的术语、概念和理论来描述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他们不得不借用西方发展起来的、用来解释各种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现有理论,来解释和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诸多概念中,像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统合主义这样的术语与概念经常出现。然而,这样做并没有多大帮助。这些术语和概念的运用,导致了我们今天的处境:我们并不了解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
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改革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其目的是把计划经济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经过40年的改革,中国逐步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但并没有发展成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当前,尽管市场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在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领域发挥过头,但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已经成长起来,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学者和政策分析家开始寻找其他术语来描述中国。用于描述中国的最新概念发明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1)虽然这个新术语捕捉到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但它并没有解释其他许多日益重要的市场领域,比如不断增长的私营部门,也没有回答许多重要的问题,例如,该体制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国家是如何主导市场的,以及国家与市场是如何共存的。
我们的观点是,尽管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越来越市场化,但它既没有也不会发展成为美国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因此,强调一下西方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探讨其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和制度化的,将会很有帮助。我们认为,市场体制是西方历史的独特产物,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可以轻易重复这样的历史,其他地方也不可能产生这样的体制。之后章节中对西方和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比较,将作为我们了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背景。
另一个常用于与中国进行比较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潜藏在所谓的“东亚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在其他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中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体制最初在日本发展起来,随后在“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得到发展。学者们往往将中国也归入这些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之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地理和文化上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东亚的一部分,而且在某些方面,中国最近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与这些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类似。此外,“东亚奇迹”消极的一面,即“裙带资本主义”(在其中,企业的成功取决于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尽管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这些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有着相似的特征,但把中国归类于东亚模式的一员,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国家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我们讨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之前,强调东亚模式在国家与市场关系方面的一些主要特征,也将是有帮助的。
通过这样的比较,本章旨在回答“中国不是什么”的问题,并为第二章提供一个背景,因为在第二章中,我们将回答“中国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希望由此突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制内市场”(MIS)。我们试图通过这一术语,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家对市场的主导概念化。这个体制的几个特征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先在此处进行总结。第一,“制内市场”的方法承认,市场体制是存在的,并且市场是一个社会领域,这种认识对市场在制度层面的合法存在至关重要。国家允许市场存在并发挥作用。第二,国家与市场在同一个混合经济体制中共存。第三,市场总是在国家设定的规则和边界内运作,但国家可能经常违反市场设定的规则和边界。在西方和东亚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家和市场之间都存在边界,并且市场领域是自治的。这两种制度的不同之处在于国家渗透市场的程度:在西方,市场领域的边界受到法律和政治文化的保护;而在东亚经济体里,法律和政治文化都允许国家深入地渗透进市场领域。在这两种体制中,尽管国家在干预和调节经济活动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它必须遵循市场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必须在市场设定的范围内活动。相反,在中国,虽然国家和市场在原则上是有界限的,但市场不是自治的,它的运行有时不受法律和政治文化的保障;为了生存,它必须在国家设定的范围内活动。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想型”来说,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的体制以“制内市场”为特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则以“场内国家”为特征,而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则以市场与国家的相互渗透为特征。
在将中国与这些政治经济体制进行比较时,我们既注重概念层面,也注重经验层面,原因有二。第一,通过同时考虑两者,我们将看到经济学家如何构建他们的概念和理论。我们认为,虽然经济学家往往在抽象的层面上构建他们的概念和理论,但是他们的思维和推理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所生活的经验世界的影响。因此,我们援引了两类经济文献:一类是经济学家写的,另一类是经济史学家写的。第二,我们希望为后面的章节讨论中国传统和当代的政治经济体制提供一个历史背景。虽然传统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的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自己独特的经济思想和理念。相反,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有自己处理与经济相关的问题的“经济学学科”。但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往往不太容易被现代经济概念所理解,甚至被过度误解。中国的经济思想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思想体系,这意味着他们的经济学学科与西方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学科截然不同。对许多西方学者而言,中国的思想家最多只是提供了一些不成体系的经济思想。在本书中,我们试图把这些看似随意的思想集合起来,使中国的经济学学科形成一个更加系统的经济知识体系。此外,在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概念化为“制内市场”的同时,我们也试图反映其实际运作,并捕捉这一独特体制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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