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通过对18世纪前后不同国家的启蒙运动的交叉比较分析，抽取出四对在后世有重要影响的核心观念：英国的自由与保守、法国的理性与革命、美国的制度与人性、德国的国家与普世；重点分析了开明专制（启蒙专制）的思想与实践；作者认为启蒙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未竟的事业，并从多个主题、多个层次加以重申。
著名学者徐贲教授，是一个很难用学科来界定的学者，既是文学的、历史的、哲学的，也是社会学的、法学的；他是激情与理性的奇妙的混合，既熟悉国际前沿学术成果，具有强大的理论阐释能力，又拥有对当下问题的现实感和洞察力。在《与时俱进的启蒙》这本书中，他借助对启蒙的思想史-实践史的深入而综合的批判性分析，介入了当代中西思想争论，重申了启蒙，认为启蒙的核心理念（自由、理性、人道主义等），永不过时。
作者介绍
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丽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科高研院兼职教授。1950年生，苏州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主要著述有《明亮的对话》《统治与教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在傻子与英雄之间》《听良心的鼓声能走多远》《阅读经典》《经典之外的阅读》《人文的互联网》等。
部分摘录：
对启蒙的评价早在18世纪启蒙时代就已经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了。以赛亚·柏林把18世纪的思想阵营分为启蒙与反启蒙，反启蒙就是否定启蒙，他本人对反启蒙是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1]柏林关于什么是反启蒙和哪些思想家属于反启蒙的阵营的论述是他的一家之言，其中许多看法都在21世纪初一些重申启蒙的著作里受到了质疑。[2]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了不少为反启蒙立言或否定启蒙运动的积极道义与政治遗产的著作。以研究知识分子闻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指出，这波诋毁启蒙的时尚与当时“法国理论”正引领学界潮流有关。1990年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召开了一个以“否定启蒙”（Negating Enlightenment）为主题的会议。同一年出版了一部颇受欢迎的论文集《种族与启蒙》，原先拟用的书名是《种族主义的启蒙》。[3]历史学家达林·麦克马翰（Darrin M. McMahon）这样评说这股唱衰启蒙之风：“诋毁启蒙发展成为一种知识界的嗜血游戏（blood game），把左翼和右翼联合到了同一个事业上来。”[4]潜心研究启蒙时期的历史学家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也指出：“自1970年代开始，否定启蒙理念的正当性成为一股越演越烈的浪潮，对启蒙奠定的现代性基础进行全面否定而不是肯定……造成了历史和哲学研究中不断加剧的‘启蒙危机’。”[5]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平克引述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贝特（Robert Nisbet）说的，“对西方启蒙进步的怀疑在19世纪只是在非常少数的知识分子圈子里，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这段时间里，这种怀疑不仅在许多知识分子中间增强和扩散，而且波及了西方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为此，平克认为有必要写一本书来为启蒙进步辩护。[6]
从19世纪开始的对启蒙的批判思考并不全然是出于对启蒙的敌意，有必要区分启蒙的敌人和启蒙的批评者，因为思考启蒙“可以批评启蒙的某些方面，但不与启蒙为敌”。[7]启蒙受到批评最多的方面包括科学主义、理性主义、西方文明的宏大叙事、启蒙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关系、启蒙与法西斯和殖民主义的关系、工具化和制度化的知识、人被物化为权力和知识关系中的非主体，等等。这样的批评是正常的，但是，其中也有些有意无意地转变为对启蒙本身的攻击、诋毁和否定。几十年以来，这样的趋势积累成一种对启蒙的怀疑主义、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直接诋毁和否定启蒙，就像直接攻击和否定民主一样，是一种极难获胜的逆向说理，但它并不需要驳倒启蒙或民主，它只要能制造和扩散对启蒙和民主的疑惑和不信任就可以了。
因此，今天重申启蒙并不是针对那些对启蒙的攻击、诋毁和否定一一进行驳斥（确实也有研究者试图这么做的），[8]而是客观地回顾真实的启蒙运动，并根据今天社会批判的需要抽取最重要、最相关的议题，并在过去的启蒙与今天的新启蒙之间建立起一种异中有同的比较、联系和传承关系。
造成对启蒙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往往不是启蒙的公开敌人，而是以“批判性”著称的左派或前卫理论，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法国理论和法兰克福理论。法国理论以福柯和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为代表，法兰克福理论则以阿多诺为代表。
法国理论要颠覆的是启蒙哲学对历史进步的信念，例如，福柯认为，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Universal History with a Cosmopolitan Intent，1785）和《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1795）中表达的人类自我优化理念，其实是一种更为巧妙的思想宰制和社会控制，启蒙的现代性不过是启蒙哲人为自己制造的“神话”。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里宣称“元叙事的死亡”，以此挑战“欧洲中心论”。所谓“元叙事”（metanarratives）指的是“现代化”“历史进步”这样的信念，利奥塔认为，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进步其实是一个自编的“故事”，实质上是西方文化霸权和对“他异”和“边缘”文化故事的压迫和排斥。这类观点在“后学”（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中被不断加强和固化，成为教条，这也是后来“后学”终于走向衰微和败落的一个原因。
面对“后学”的指责，重申18世纪启蒙的研究者不是就“神话”“元叙事”“故事”等说法简单地说不，因为所有这些说法都是不能证伪的。重申18世纪启蒙观念价值的基本策略是，承认启蒙是神话，但指出那是一个有用的神话；承认启蒙是一个元叙事，但坚持启蒙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元叙事；承认启蒙是说故事，但表明那是一个有意义的故事。
例如，利奥塔说，18世纪启蒙所说的从野蛮到文明，不过是一面之词的西方传统，是一个对非西方文化没有意义的“故事”，理由是“不同的传统互不透明。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立刻就会形成对立，一个群体的名称和叙事对另一个群体的名称和叙事是排斥的”。[9]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文化相对论论调，以此为根据的道德相对论形成了对普遍道德和普遍价值的主要障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教授安东尼·帕格登（Anthony Pagden）在《启蒙为何仍然重要》一书中对此提出反驳。他指出，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传统确实会说不同的故事，但仍然需要有共同的语言，也会形成可以交流和沟通的共同语言，因为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群体事实上都“不可能锁闭在自己的小世界，只是用它自己的语言来规定它的习俗。不然，当我们碰到童婚、奴隶制、强行阉割这样的事情时，我们便只能站在一旁说：‘我没有语言来说这些事情，更不要说是评价这些行为了。’”有正常道义感的人不可能像井底之蛙那样，对井外发生的事情无动于衷。无论我们是否有宗教信仰，对某些事情我们都会说“天理不容”，这个天理中有一种普遍人类的意识：是人就不可以这样。但是，文化相对论却逼迫我们必须对这样的事情保持冷漠和沉默。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好吧，倘若没有上帝，也没有不朽的灵魂。你告诉我，既然我在人世间死了也就完了，为什么我应该正直地生活和做好事？……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不能去割别人的脖子，不能去抢劫，不能去偷窃？”[10]而启蒙所倡导的普世价值恰恰就是，在一个没有神和永生的世界里，你我凭借由人类共同订立的道德准则，大家都做好人，不抢劫，不偷窃，也不去割谁的脖子。
丹·艾德斯坦在《启蒙：一部发生史》一书里也是用与帕格登相似的策略反驳福柯对启蒙不过是一个神话的藐视和指责。福柯说，启蒙并不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只不过是一个“元叙事”和一个“神话”（myth）。艾德斯坦引用法国社会学家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关于神话的论述，“神话是一种让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总体意义认知的意识”，我们构造神话不是为了伪造现实，而是为了理解现实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艾德斯坦写道：“启蒙叙事正是如此，例如，《百科全书》里有多篇关于医学的文章，虽然介绍的是科学革命之前的医学发现，但却有一个连贯的故事线索。这个关于‘新科学’的故事要说的是一种进步，它在不断瓦解迷信和中世纪经院论的残余。这种进步对于启蒙哲人的自我认知是很关键的。他们是谁就是来自这种自我认知，他们以此确定自己在历史轨迹中的位置，当下是一个顶峰，这让他们对世界的干预有了更大的意义。”启蒙哲人要用科学的指导代替宗教的指导，“也就是康德所说的‘有勇气不靠别人的指导’……变得启蒙，也就是用一套新的规范来思考和行动”，而新规范是需要由人去建立的。18世纪启蒙哲人所说的“新科学”在我们今天也许已经非常陈旧，但对他们来说却有开创新的认知纪元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