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无私的蚂蚁、刺人的蜜蜂、为了陌生人而甘愿献出生命的人，这样的利他行为并不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到底是适者生存，还是善者生存？这是达尔文也给不出答案的问题。但乔治•普莱斯却解开了这个谜团，颠覆了过去150年来人们对利他行为做出的科学解释。
普莱斯出生于纽约，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他一生颠沛流离，曾被哈佛大学录取，晚年却流落街头。他追求利他主义的根源，身体力行，广善布施，临终却被世人遗弃，最终长眠在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堂墓地一处不具名的坟墓中。进化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普莱斯可以用很多标签来概括，他似乎在他关注的每个领域都有所贡献，但他从未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对感情，他也称不上专一，两个女儿很少受到父亲的关爱。在人生之末，普莱斯把他所有的时间、精力、财产和爱都给了街头的流浪者，两手空空的他亲自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从参与曼哈顿计划到发现解释利他主义的公式，从无家可归到彻底的绝望，普莱斯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利他行为的谜题。
作者介绍
奥伦•哈曼，哈佛大学博士毕业，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科学技术和社会专业研究生项目负责人兼范里尔耶路撒冷学院高级研究员，本书获得2010年《洛杉矶时报》科技类图书奖、《纽约时报》值得关注作品奖。哈曼另著有《进化的故事》《发现染色体的人》，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以色列特拉维夫。
部分摘录：
黄昏时分是悄悄溜走而不被察觉的最佳时机，他每天都在等待着这个时候。昨晚，他在地理学会做了一场关于芬兰和俄国的冰川如何形成的热情演讲。现在，他正把行李装入一个小旅行袋，而关于昨晚那场演讲的记忆还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那场演讲效果不错。”他这样想。俄国最著名的地质学家巴尔博特·德马尔尼对他赞誉有加，甚至还有人提名他出任学会自然地理学部的主席。多年来，他前往那些严寒的偏远之地做研究，如今这些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但是，现在他必须集中精神，他必须逃走。“你最好从服务人员的专用楼梯走。”一个女服务员轻声说道。[1]
他跳上门口停着的一辆套好的马车，车夫马鞭一挥，马车驶向了涅夫斯基大道。在这座用彼得大帝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中，彼得大帝亲自规划了这条宏伟的街道。通往火车站的路并不远，而只要到了火车站，感谢神灵，通往自由的路就更近了。俄国的领土辽阔，而他的计划是在俄国东部的广袤土地上建起一个土地同盟。在之后的多年中，爱尔兰的一些土地同盟变得极为强大，而他计划建立的正是类似那样的土地同盟。此时是1874年的早春。
突然，另一辆马车飞驰过来。上周有两名纺织工人被捕，他惊讶地发现，马车上的乘客正是上周被捕的两名纺织工人之一，那个人在车厢里向他挥了挥手。“也许他已经被释放了，”他想道，“也许他有什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我。”他马上让车夫停车，然而还没等他向那名纺织工人问好，他就发现这个人的身旁坐着另一个男人。两年来，他的生活就是参加秘密会议，使用各种伪装，睡在别人的床上，而在这一刻，这种生活终于走到了尽头。那个男人是一名侦探，他跳出车厢，大声喊道：“博罗金先生，克鲁泡特金公爵，你被捕了！”那夜的晚些时候，在臭名昭著的帝国办公厅第三处，一位宪兵上校庄严地宣布了他的罪状：“你被指控从属于一个企图颠覆现存政府的秘密社团，我们同时控告你密谋对神圣的大帝不利。”随着这段罪状的宣读，对彼得·阿列克塞维奇·克鲁泡特金公爵（化名博罗金）而言，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2]
···
在克鲁泡特金公爵被捕的同一时刻，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另一岸的伦敦皮卡迪利街，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正在系领结。这一天，他准备和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道尔顿·胡克爵士一起，在伯林顿府为学会的周四会议揭幕。
此刻，他虽然身处豪华舒适的环境中，但下午乘坐马车时看到的情景却像燃烧的飞蛾一般在他的脑海中不断闪现：骗子、盗贼、假币贩子、娼妓、贩卖赃物的小孩、冒牌的宗教人士、肮脏的拳击手和推销员——这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地下世界，而这一切就那么明晃晃地呈现在通往英格兰科学圣殿的路上。他十分了解那些贫民窟、那些瘟疫的巢穴，因为他就是从那种地方来的。他坐在铺着天鹅绒垫的橡木椅中，紧张地悄悄扫视了一下面前的房间。
1825年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出生于伊令。伊令是一个小村庄，位于伦敦以西12英里[3]的地方，赫胥黎出生在一家肉铺的楼上。因为父亲没有工作，所以赫胥黎10岁就被迫辍学，去赚取一点儿微薄的收入。13岁时，赫胥黎在考文垂成了一名医生的学徒，这位医生是他的姐夫，据描述此人是个“嚼着鸦片、大口喝啤酒”的人。后来，赫胥黎又跟随伦敦的一个地位低下的催眠医生。有些时候，年轻的赫胥黎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前途了，用后来给他写传记的一位作家的说法，赫胥黎觉得自己就快淹死在“生活的洪流”之中了。而造成这“生活的洪流”的大海就是伦敦——一个“挤满了娼妓、皮条客、人贩子和流氓”的城市。赫胥黎的避难所是一个条件恶劣的药房，在这里，他常常独自研磨药品，胸中渐渐积累了一股怒火。在他的日记中，以及写给朋友的许多信件中，赫胥黎不断地问一个问题：当穷人在肮脏恶劣的环境里忍受折磨时，为何中产阶级可以如此冷血地对这一切无动于衷？[4]
靠着毅力和勤奋，赫胥黎获得了查令十字街医院的奖学金。后来，赫胥黎又因为在解剖学和生理学方面的优异表现，赢得伦敦大学颁发的金质奖章。为了偿还债务，20岁的赫胥黎加入英国皇家海军，以助理手术医师的身份在响尾蛇号上服役。沿着响尾蛇号的航线，赫胥黎勘察了澳大利亚大陆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海岸和内陆，解剖了许多生活在荒无人烟的南海中的奇异的无脊椎动物。赫胥黎送回英国的相关标本和论文很快为他赢得了不小的声望，他成了研究海洋水螅虫纲动物的权威。25岁时，赫胥黎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不久，他的事业便迎来了顶峰：他是英国皇家矿业学院自然历史系教授、英国皇家研究院富勒里安化学教授、英国皇家外科医学院亨特博物馆教授、英国科学促进会会长。赫胥黎负责领导多个重要的皇家委员会，他和他的手下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解决大英帝国领土上的各类问题：苏格兰海岸线上的鲱鱼拖网捕捞问题、整个国家的海洋渔业问题、传染病法案、科学指令问题，以及如何促进科学发展的问题。
他重新洗了牌。300多年来，英国皇家学会聚集着英国最博学的人才，而如今，和高速发展的英国一样，学会也正经历着剧烈的变化。充满了繁文缛节的旧时光一去不复返，皇室和教会不再享有旱涝保收的优厚经费。医生和资本家有了新作为，甚至连学术界的“怪人”也不再按陈规陋习行事。学会中仿佛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新的资助者不再是“蓝血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也不再是“喂蜘蛛的神职人员”，而是商人和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建设者。整个大英帝国仿佛改信了新的宗教，威严的英国皇家学会自然也要跟着做出改变。“效用和为国服务”成了新的信条，专家和技术精英则成了新的神职人员——赫胥黎正是他们中的一员。[5]
本周的早些时候，赫胥黎参加了白金汉宫核心小组主持的一次会议。会议揭幕了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的一尊雕像，而赫胥黎似乎是为揭幕仪式致辞的不二人选。在揭幕仪式上，政府要员们认真听取了赫胥黎的发言。赫胥黎为他们描绘了一幅“理性自由”的未来图景。要实现这种理性自由的美好未来，就必须让科学去领导政府，再由政府来管理整个社会。邮政、电报、铁路、医疗、公共卫生、道路建设，只要它们都由政府来运营，就都可以有序高效地运行。血腥的革命怒火正像瘟疫一般席卷欧洲的其他地方，英国要想规避这场革命的瘟疫，就必须通过以上途径提高英国人民的生活水平。[6]
此刻，赫胥黎已经冷静下来，他清清嗓子开始了会议的致辞。此时是1874年的早春，赫胥黎的职务是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坐在赫胥黎身边的是英国植物学家胡克，他刚刚拒绝了皇室授予他的爵位，理由是接受爵位有损科学的尊严。赫胥黎对胡克微笑了一下。如果一个来自伊令的小伙子都能够拥有今天的地位，那么这套系统想必是非常正确和公平的。在一个冷酷无情、充满竞争的世界中，他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贫民窟，一路登上了维多利亚社会的最顶层。赫胥黎身上洋溢着火一般的热情，《帕尔摩报》这样形容他：“解剖猴子是他的拿手好戏，而分析人类则是他的癖好。”他是视野广阔的职业公务员，他效忠的对象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现代化国家。[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