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为塞缪尔·亨廷顿的代表作之一，本书审视了新兴国家可行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对现代政治分析作出了重大而持久的贡献，确立了亨廷顿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地位。
本书从宏观上论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遇到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二战后亚非拉一大批国家纷纷摆脱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独立，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到 20世纪 60年代除少数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不仅没有摆脱贫苦和落后，反而陷入了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本书分析了导致发展中国家政治动荡的原因，指出一个国家如何才能避免政治动荡实现政治稳定中的发展，获得现代化的成功。亨廷顿在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要*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所谓强大的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和革命政体，并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的情形逐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作者介绍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生前为哈佛大学教授，著作颇丰，包括《我们是谁？》及《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部分摘录：
政治差距 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都可归入有效能的国家的范畴，而不属于衰微的政治体制。美国、英国和苏联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种体制的政府皆能安邦定国；每个国家自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举国一致的共识。每个国家的公民及其领导人对社会公益和他们的政治共同体赖以立足的那些传统和原则，观点是相同的。三个国家都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有效的政府机构、组织完善的政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高度参与、文官控制军队的有效系统、政府在经济方面的广泛活动、控制领导人更替和约束政治冲突的一套合理而行之有效的程序。这三家政府享有公民的忠诚，从而有能力去开发资源，征用民力，创制并贯彻政策。大凡苏共政治局、英国内阁或美国总统作出某项决定，通过国家机器来付诸实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就上述诸点而言，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政治体制，较之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多数——如果不是大多数——国家的现政府，区别是显著的。这些国家缺乏很多东西。它们委实苦于缺乏食品、文化、教育、财富、收入、健康水准和生产效率。不过，这些问题已被认识，也已被着手去解决。然而，在这些短缺的深层和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短缺，即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能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说过：“我确实知道，对同居于一国或一地的人群来说，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如有可能便实行自治；如蒙天赐，便受廉明政府统辖；但无论如何，非被统治不可。”[1]李普曼先生是在对美国感到绝望之际讲出这番话的。但这番话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来说，更是切中要害。在这些地区，政治共同体因分崩离析而危害其自身；政治机构权力微弱，威望更差，不堪一击——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地区的政府压根儿就不在进行统治。
20世纪50年代中期，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呼吁全世界注意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不管是在绝对意义上还是在相对意义上，富国正越来越富，而且其致富速度远远超过贫国追赶的速度。他争辩道：“总的来说，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正与日俱增。”[2]1966年，世界银行主席也同样指出，按目前的增长速度来推算，到2000年，美国与其他40个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差距将增大50％。很显然，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或者说唯一的中心问题，就是这种经济差距有在不断扩大的无情趋势。在政治上也存在着类似的迫切问题。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发达的政治体制和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之间，文明政治和腐朽政治之间的差距也已扩大了。这种政治差距和经济差距有着相似和相关之处，但两者并非一码事。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可能有高度发达的政治体系，而经济上取得高福利水平的国家，在政治上则可能仍然是混乱而动荡的。不过，在20世纪，政治上的不发达和经济上的落后一样，却都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