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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悖论:如何突破系统困局-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2年前 (2022-07-07) 1118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算法垄断之下全新的理性思考指南:利用经验、直觉与洞察力,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类幸福的平衡。
*普林斯顿大学先锋学者、古根海姆奖获得者新书。
*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完美融合,六大策略聪明解决效率七宗罪。
本书将效率定义为最大限度地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或信息,或以最少的浪费处理交易。本书就人类对效率的痴迷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互联网和大数据革命的一大承诺是:我们可以改善工作和个人生活的流程与常规,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比以往更多的工作。毫无疑问,我们正在以更高的水平和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工作,但如果我们的方向错了呢?
本书是对现代社会强调效率的反思。随着大数据技术和算法的发展,我们对于高效率的追求已经越来越极致,甚至有时都能表现出来一丝丝的“病态”。单纯地追求高效率是否让我们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呢?这点从来没有人质疑过,但作者通过列举医疗、交通、媒体、教育等方面的最新案例,促使读者反思当下大数据、新技术的发展究竟带给了我们什么。
本书梳理了技术发展的历史,将计算机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融合在一起,对我们根深蒂固的效率假设进行了质疑,令人信服地表明,依赖数字平台的算法实际上会导致浪费努力、错失机会,最重要的是,无法打破既定模式。作者通过本书清晰地阐释了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观点:过度迷信效率,反而会失去效率;不要放弃对无效率的关注。他揭示了效率的七宗罪,在进行质疑的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平衡效率与无效率的方法,即六大策略,分别为“完美 5”的概念、物理体现、创造性浪费、模拟偶然性、可取的困难、认知引导。

作者介绍

[美] 爱德华·特纳(Edward Tenner)
他是史密森学会莱梅尔森发明与创新研究中心的杰出学者,罗格斯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讲师,教授首批信息史课程。他的文章常出现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威尔逊季刊》《福布斯》上,他还在许多组织发表过演讲,包括微软、AT&T、国家白领犯罪研究所、史密森学会和TED。他的著作《技术的报复:墨菲法则和事与愿违》曾得到古根海姆奖学金的资助,已被翻译成德文、日文、中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捷克文。他的著作《我们自己的装置:技术如何改造人类》被《纽约时报》评为 2003 年100种著名图书之一。

部分摘录:
为什么效率仍然只是半成品 人人都渴望效率,甚至赞美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本书恰恰要批判效率(除非它是低效率)。本书讲的是一个明显的悖论,也就是低效率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刻意的低效率也很有必要。在大多数情况下,效率是好的,但同其他所有好东西一样,它也有可能过犹不及。就如同过量饮水都能致命一样。
在20年前互联网兴起之初,我正在写第一本关于技术带来的意外后果的书——《技术的报复》。这本书于1996年出版,当时我从未想过效率本身可能会成为威胁。事实上,同那些自称为“新卢德主义者”(这个称呼如今也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共用)的批评者不同,我很早就接受了新技术而且是一个狂热的技术爱好者。我是科学刊物的一名编辑,该刊物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作者,而且用大学提供的电子邮箱同这些作者保持联系,我早已习惯使用这种方式来联络并约见作者。作为一位很早就使用电子数据库的研究人员,我发现新的网络浏览器和图形界面进行了受欢迎的改进。作为一个总是修改自己文字的作家,我自里根时代初期使用TRS-80笔记本电脑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处理软件。一想到重复输入的枯燥乏味和那些乱糟糟的复写纸,我就对自己的打字机没有任何怀旧之情,虽然我也发现由于字符压入纸张的力度和碳素色带从饱和到模糊的不同,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图形风格。
我见过也写过新技术的缺点,比如,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生活造成的长期背部疼痛和腕部疾病,以及无纸化办公带来的滑稽命运。但我也认可20世纪90年代末期技术乐观主义的很多内容。互联网最初被视为取代报纸和杂志的天赐之物。无论电子出版物是否会取代印刷品,出版商看重的是:它们对能够吸引大量读者的高质量内容拥有无价的特许权,而这正是广告商所梦寐以求的。到21世纪初期,技术本身就成为一种赚钱的广告焦点。我偶尔发现在我的剪报中也存有厚厚的《纽约时报》中关于技术的文章,这些文章得到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以及电子销售商的慷慨资助。高效的电子新闻编辑室让一切成为可能。
看起来社会上也有利润丰厚的蛋糕,并且已经被吃掉。亚马逊出现了,但它仍然可以同有利可图的大型连锁书店共存。很难想象亚马逊会威胁鲍德斯和巴诺书店,因为这些书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用横扫一切的规模和较早一代的技术摧毁了独立书店。机器人的出现并没有威胁就业水平。老式的商业杂志同以技术为导向的新秀《连线》杂志和《产业标准》分享仍然兴旺发达的报刊亭。技术乌托邦作者传播个体赋权的福音,而企业精英则挣到比以前更多的钱。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腾飞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得益于互联网的高效而成为双赢时代。
自2005年起,全新的高效世界跨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随着2007年苹果手机的问世,电脑处理速度的快速演变使电子设备不再是人们用完就放置一旁的工具,而成为人们自己及其职业网络的延伸。与此同时,尤为高效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网站脸书同亚马逊一道,通过为因特网增加一个新的层次——介于公司网站和开放网站之间的平台,改变了电子商务。
自2008年起,通过不断提升电子效率来建立乌托邦的梦想开始变得黯淡。那一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有很多根源,但部分原因是,银行家和证券从业人员能够借助技术轻松地管控风险。与此同时,能放入电脑芯片的晶体管数量的增幅开始放缓。这个数量过去大约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这一规律自1965年起被称为“摩尔定律”(以戈登·摩尔的姓氏命名,他是占统治地位的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但自2005年起,这一频率被拉长到2~3年。此外,新平台成功吸引了广告商和市场营销人员,却付出了放弃报纸和杂志收益的代价。(广告收入的历史峰值直到网络问世后的第10年即2005年才出现,当时纸质媒体的广告收入为474亿美元,网络媒体为20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为164亿美元和35亿美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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