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的另一部更直接,更个人化的关于纳粹德国的作品。
《第三帝国的兴亡》作者夏伊勒1934—1941年间作为驻德国记者，在纳粹德国耳闻目睹的原生记录；是一本思考战争与人性，痛心野蛮征服文明的伤感之书。
《柏林日记》堪称《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姊妹篇，后者有大段内容直接引自前者。如果没有《柏林日记》，就没有《第三帝国的兴亡》。
书中一手资料极为丰富，这也是最突出的特点。作为一名记者，夏伊勒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协和广场暴乱、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以及纳粹帝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二战前欧洲政治局势的发展脉络，以及乱世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画面。
此外，还有大量关于二战的珍贵史料，涉及波兰战役、苏芬战争、挪威战役、西线战役和英吉利空战。夏伊勒从新闻记者的角度，对二战初期战事进展进行了详密的记录。尽管他并非军事专家，但在战略问题上却颇有见地，其敏感性和预见性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对于研究二战史极具借鉴意义。
《柏林日记》中关于希特勒的内容也弥足珍贵。夏伊勒担任驻柏林记者多年，使他能够在近距离对希特勒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并对其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进行了全面详细地记述，评论精妙，常有神来之笔。
作者介绍
威廉·夏伊勒（William L.Shirer）生于美国芝加哥，是著名的驻外特派记者、新闻分析员与世界现代史学家。他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担任战地记者期间，报道了许多有关纳粹德国从柏林兴起到灭亡的经过。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在《纽约时报》上称赞他是将“活着的证人能够与史实结为一体”的非凡杰出的历史学家。他还著有《第三帝国的兴亡》（1959年）、《第三共和国的崩溃》（1969年）和关于欧洲政治、期堪的纳维亚的书，及三本小说。 本书在作者亲历、亲闻的基础上，以这段时期纳粹德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论述纳粹德国最具权威的作品，是第三帝国令人颤栗的故事最杰出的成果。
部分摘录：
我们的钱用完了，后天我必须回去工作。我们还没有过多考虑此事。来了一封电报。一个工作机会。《先驱报》驻巴黎分社提供了一个不怎么好的工作机会。但在能使自己处境好转前，倒是可以解决眼下危机。
于是，就结束了我们曾经历过的最好最快乐最宁静的一年。这是整整一年的超脱尘俗，是我们的“安息年”，我们住在西班牙小渔村，幻想独立于外面的世界，独立于事件、人群、老板、出版商、编辑、亲戚和朋友。这当然不能永远持续下去。我们也不愿总这么下去，但如果不是积攒的1 000美元突然贬值为600美元的话，我们还可能再待些时候，等待更好的工作机会。我觉得休息一段时间的确很好。1930年到1931年，我在印度、阿富汗工作，因疟疾和痢疾大伤元气，现在才得以康复。1932年春天，我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时出了事故。当时我甚至可能完全失明，幸运的是最终只瞎了一只眼。
刚刚过去的1933年，可能不仅对我们个人而言是转折性的一年，对于欧洲和美洲而言也是如此。罗斯福在国内的做法几乎带有社会和经济革命的味道。希特勒和纳粹党在德国执政已整整一年。在维也纳的记者朋友报道说，法西斯势力正向奥地利迅速蔓延，其形式是柏林的，但有当地宗教色彩。在西班牙这里，革命正在变味。右派政府的希尔·罗夫莱斯和亚历山大·勒鲁瓦似乎倾向于恢复王权，或是模仿意大利建立法西斯国家。也可能两种方法都采用。1925年，我在21岁时首次去巴黎，像爱一个女人那样爱过她，但我后天将去的巴黎将完全不同。对此我不抱丝毫幻想。看上去似乎我们正在返回的世界，与一年前我们收拾衣物和书籍由维也纳来西班牙时相比，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
我们在由巴塞罗那出发沿着海岸远足时，偶然地发现了洛雷特·德·马尔。它离铁路约五英里，在比利牛斯山脚下，位于广阔的沙滩上，几乎像月球一样荒凉。苔斯立刻便喜欢上了它，我也一样。我们在海边发现了一所配家具的房子，有三层楼，十个房间，两个浴室，中央供暖。当房主说每月租金15美元后，我们预付了一年房租。我们的开销，包括房租在内，平均每月60美元。
在过去十二个月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呢？并不很多。没有什么伟大的成就。我们每天游泳四五次，从4月可以游到圣诞节。我们去延伸到村庄和海边的比利牛斯山麓远足，途经无数橄榄林、栓皮栎林和白色农舍，往往流连至次日方才返回。每次爬山，我们都爬到山顶，那里春末秋初皆白雪皑皑。我们还读书。当每晚都要用电报发稿，而且不停地从巴黎到伦敦再到德里时，我几乎没时间阅读。我自己的书单包括：一些历史书、一些哲学书以及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还有《战争与和平》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有创意的法国小说家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另外，还有威尔斯、萧伯纳、埃利斯、比尔德、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和德莱塞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作品。有几位朋友来访并小住，包括杰伊·艾伦斯、罗素、帕特·斯特劳斯，以及路易斯·昆塔内拉。后者是一位极有前途的西班牙年轻画家，也是狂热的共和主义者。安德雷斯·塞戈维亚则与我们比邻而居，晚上常常过来聊天，或是拿着吉他弹奏巴赫或阿尔贝尼茨的作品。
在这一年里，我们有时间相互了解，游荡玩耍，畅饮美酒，享受美食，下午去看斗牛，晚上去巴塞罗那逛华丽俗气的唐人街；有时间去感受色彩，群山的橄榄绿，春天地中海无与伦比的蓝色，以及马德里那令人惊奇的、凄凉的、灰白色的天空；有时间去了解西班牙的农民、工人和渔民，他们极为自尊、富有勇气且诚实正直，尽管过着悲惨的、半饥饿的生活；有时间去普拉多博物馆和托莱多城欣赏格列柯的作品，其形式和色彩的包罗万象使我们为之折服，在意大利曾看过的所有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甚至包括达·芬奇、拉斐尔、提香和波提切利在内，与其相比都显得苍白、贫血。
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年。
巴黎，2月7日
昨晚的疲劳使我现在还有些头晕。昨天下午5点，我正在《先驱报》分社转着大拇指，琢磨着是否该去议会。据说，新总理爱德华多·达拉第要宣读部长名单。但此时我们又得到一条消息，说在协和广场将会有麻烦。我叫了辆出租车，赶到那里看个究竟。我没有发现任何麻烦。保皇派的国王骑士团、议员皮埃尔·泰廷格尔的青年爱国者、香水商弗朗索瓦·科蒂的法兰西团结等右翼暴徒曾试图闯入议会，但已被警察驱散。协和广场一切正常。我打电话给《先驱报》，但是埃里克·霍金斯建议我在附近随便吃点东西，过一会儿再看看情况。大约晚上7点，我回到协和广场。很明显正在酝酿着什么。骑马戴钢盔的机动保安队正在清理广场。广场中央方尖碑附近，一辆公共汽车正在燃烧。我设法穿过挥舞着马刀的机动保安队，来到杜伊勒里宫那一侧。大台阶上聚集着数千名群众，跟他们混在一起后，我才发现他们并非法西斯分子，而是共产党人。当警察试图驱赶时，他们便砸下雨点般的石块、砖头。在由广场通往议会的塞纳河桥上，我发现队形密集的机动保安队正紧张地摆弄着步枪，还有普通警察和一支消防队作为后援。几小群人试图由卢浮宫方向的码头向这座桥梁挺进，但被两只消防水龙驱散。晚8点左右，约两千名全国军人联合会 [2] 的老兵列队进入广场，他们是从圆形广场沿爱丽舍街走来的。在密林般的三色旗引导下，他们秩序良好地进入广场。他们在桥前停下，其领导开始与警官谈判。我走到克里龙宫，爬上可以俯瞰广场的三楼阳台。广场上挤满了人。第一声枪响我们并没有听见。只是当20英尺外站着的一名妇女突然瘫倒在地，前额赫然一个弹洞，才使我们意识到开枪了。她就站在美联社记者梅尔文·怀特莱特旁边。现在我们可以听见枪声，来自大桥方向及塞纳河对岸。他们似乎使用了自动步枪，暴民们则冲进广场。不久，广场上便到处是一堆堆熊熊烈火。在左边，浓烟开始由海军部大楼冒出。消防水龙此时派上了用场，但附近的暴民又切断了水龙带。我下楼到门厅，给《先驱报》分社打电话。几名伤员躺在那里，正在进行紧急救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