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公元1000年，中国宋朝称雄世界东方，却又为何昙花一现？
近代欧洲如何做到超越传统的封建帝国并最终在武备上一骑绝尘？
战争市场化、武备正规化、暴力官僚化如何发生？如何催生两次世界大战？
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怎样实现对战争工业化的推动？军事与工业如何互动？
大国博弈的时代，技术、军事与人类社会如何实现共存？
《瘟疫与人》之后，史学大师威廉·麦克尼尔再出重磅力作
跨越千年历史剧变，聚焦东西方大国激烈博弈，以演化论视角纵览世界大国竞强历程
集军事、技术和社会于一炉，探索人类过去一千年跌宕起伏，追溯我们其来有自的发展路径
威廉·麦克尼尔在《竞逐富强》这部集军事、技术和社会于一体的历史巨著中，致力于探索人类在上一个千年的跌宕起伏，并追溯我们其来有自的发展路径，让我们看清世人是如何一步步走到当今不得不面对的可怕窘境。
本书首先从约公元前3500年人类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使用青铜武器和盔甲说起，谈到前1800年武器变革，前1000年出现职业军队。然后分十章重点叙述了在公元1000年后世界东西方主要国家工业进步、武器制造、政府管理、社会秩序演变，欧洲人战争业务、战争技艺的提高，暴力官僚化带来的压力，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对军事的影响，简述了20世纪的世界大战特别是1945年以来的美苏军备竞赛和计划经济，包括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的较量，人口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技术发展对武器创新发明的促进，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器竞赛及太空争夺，等等。
本书的核心论点是：自11世纪出现的世界范围的商业转型导致了军事行动日益屈从于市场力量的调遣和统治者的指令。麦克尼尔认为，只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计划经济才开始取代市场力量对大规模人力活动的操纵。本书直面公元1000年来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其中的发现、假说和广博的学识足以令读者重新审视我们这个时代，为我们未来更明智的决策提供坚实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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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 20世纪史学大师、全球史奠基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的重要代表作，《瘟疫与人》姊妹篇。《瘟疫与人》主要讲述人类与微寄生物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事件，而本书的讲述对象则是人类自身，研究人类之间盛行的巨寄生现象，即武力组织，尤其是不同时代的技术、军事和社会力量。麦克尼尔在这两部作品中正式提出人类社会组织及其运行中的“微寄生”和“巨寄生”现象，实现了人类历史研究的巨大飞跃。
2. 巨寄生无处不在，它是权力与欲望、征服与统治的代名词，是揭秘人类历史运转演变的万能钥匙。本书主要围绕战争的工业化进程展开，而植根于此的武力组织即军队，不直接从事生产，却又严重附着于社会之上，获得社会剩余物资的分配权。无论是中世纪的封建领主，还是现代的民主国家，都力图获得军事优势。追逐军事优势的过程也就是权力与欲望、征服与统治的过程，社会随之发生深刻的改变。麦克尼尔在书中梳理了从冷兵器发展到原子弹的剧烈变化过程，其间伴随武器变革、科技进步、政府管理、社会秩序演变、暴力官僚化、经济模式转变等多个维度的深刻变革，无不与巨寄生现象密切相关。
3. 一部跨越1000年、演化论视角的国家发展史和世界竞强史。过去的1000年是一个异常动荡的年代，充满不顾一切地彼此对立和永无休止的创造力。本书主要围绕技术与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展开，从军事史和经济史看国家崛起，也正是经济政治化和军事工业化推动了国家崛起。战争工业化的历史虽不过一个多世纪，但由此迸发的巨大力量却一举荡涤往昔全部的勇武之道。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不稳定的变局，由此生发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亟待拷问的大问题：武装力量、军事技术和人类社会如何能够继续共存？
4. 一部厚重、富有开拓性的军事经济社会史。本书以大量丰富细节突显军事对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从军事到社会的变革模式在历史中一再出现。麦克尼尔广泛地引用不同时代的案例，展示出军事对社会的深刻作用。在每个案例中，他都深入到了足够的技术细节，比如钻孔式大炮的工艺、蒸汽船的早期演化过程等。这些技术细节，并非单纯的史料挖掘，通过这些工艺的叙述，说明了社会为这些新军事技术付出的物资、经济和组织代价。
5. 一部直通未来的警示之作。何时及是否会实现国家体系向全球帝国的转变，是我们人类面临的一个极其严肃的大问题。未来世界如何发展是个未知数，但我们如何行动和信仰什么在寻常年代更为重要。无论未来如何，都需要清晰的大脑和果敢的行动，本书无疑对现代中国尤其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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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荐】
整个世界都在威廉·麦克尼尔手中。
——史景迁
威廉·麦克尼尔教授的分析往往细致入微，其涵盖又好像无所不包，所以绝非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其学识渊博，从欧洲文化到中国文化再到伊斯兰文化均能做到驾轻就熟，从军事、技术进步到社会经济和政治演进同样能够鞭辟入里。所以摆在我们眼前的是一部跨学科多角度的综合性巨作，从中既可一览黄油的历史，又能够欣赏到枪炮问世的历程。从大的方面说，该书的突出贡献是醒示世人：我们人类有着共同的历史，尤其关乎武器的选择与战争，而这些又关乎人类未来的塑造。
——《华盛顿邮报》
威廉·麦克尼尔教授的恢弘和敏锐足以和屠格涅夫媲美。亨利·詹姆斯曾这样描述后者：他的作品娓娓道来，总让我浮想联翩。而在这部历史叙事中，作者同样能以高超的理性审视人类非理性的自残行为，其清晰之至，令人拍案叫绝、豁然开朗。其中最富启迪的解析之一，是人类为何时至今日仍未学会珍惜自己的同类。
——《纽约客》
作者介绍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
当世知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芝加哥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
1963年，他以一部《西方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举成名，并因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他笔耕不辍，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1996年，威廉·麦克尼尔因“在欧洲文化、社会和社会科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荣获伊拉斯谟奖。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威廉·麦克尼尔颁授国家人文勋章，以表彰其在人文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
1964年，麦克尼尔在芝加哥大学开设世界历史课程，为此他为“学生和一般读者”精编简化了《西方的兴起》，于1967年出版《世界简史》作为该课程的教材。自1967年问世至今，《世界简史》经过四次修订再版，半个世纪以来在英语世界中畅销不衰，既是美国大专院校世界史课程的必读著作，也是普通读者了解世界历史的初选入门读物，甚至成为美国空军学院的指定教材。
麦克尼尔的贡献和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世界史只有文明间的互动才有意义，他不断书写文明间的冲击与反冲击、征服与反征服。麦克尼尔的《世界简史》以文明为单位，书写全球文明的互动，让之前隔离、孤立的世界史，变成动态、交互的世界史，绘制了一幅人类文明的交互网络图。这被认为是世界历史研究的开始。
其他主要作品有《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竞逐富强：公元1000年以来的技术、军事和社会》（The Pursuit of Power）、《人类之网》（The Human Web，与其子J. R.麦克尼尔合著）、《追寻真理》（The Pursuit of Truth）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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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孙岳，历史学（世界史专业）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翻译教学及文史类跨文化研究，尤其是近年来更多致力于大历史研究。2014年被选为国际大历史协会理事会理事。主要译作有《起源：万物大历史》、《大历史与人类的未来》、《历史学宣言》、《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合译）等。
部分摘录：
《竞逐富强》本意上说，是要作为我的早期著作《瘟疫与人》一书的姊妹篇。后者追溯人类与微寄生物互动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生物体不时经历的相对突兀的生态位变化，这种变化往往发生在新的变异或生物体突入某种新的地理环境之际，会使生物体暂时突破原有的生态条件制约。本书的思路与此相近，只不过探讨的对象转到了人类，即巨寄生现象的变化规律。病菌是人类必须应对的最主要的微寄生物，而人类同样必须学会应对的巨寄生物中最重要的却是人本身，有些人善于玩弄暴力，不直接从事生产就能获得其日常消费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细思便不难发现，研究人类之间盛行的巨寄生现象实际上就是研究武装力量的组织，尤其是不同时代的战士所使用的不同的武器装备。武器装备的变化恰似微生物自身内部的基因变化，也就是说，伴随时代的演进，它们会开辟新的资源地界，或突破既有社会设定的对武力使用的条件制约。
不过我在描述人类武装力量组织方式的变化时，没有使用流行病学和生态学的术语。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在于本书研究的所谓“巨寄生现象” 严格说来只是一种隐喻延伸，而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与支撑其存在的社会之间的共生优势一般都超过了寄生所带来的资源消耗。微寄生物与宿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在疾病生态学中也同样非常重要。事实上，我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曾提出：文明的——也就是说曾感染过疾病的——人群要比孤立的社区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因为后者一旦遭遇新环境，就会有未曾感染疾病者感染无以名状的新疾病。同理，一支装备精良、组织有序的武装力量，在与不善此道的社会发生接触时，也会给后者以致命打击。换言之，双方交战，相对较弱的群体会损失惨重，损失的原因在于强势一方的军事优势会带来经济和流行病入侵。但不管具体的因素是何种组合，无法以武力捍卫自身以免遭外敌侵害的社会总会失去自主权，继而失去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
战争和有组织的人类暴力活动总是难免让人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异常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作为社会性的最高表现形式，人们会竭力颂扬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及超凡勇猛。士兵们只有做到团结一致，才能实现无坚不摧。事实上，人类似乎有这样一种天性，他们需要有敌人去惧恨、去全力消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同仇敌忾、共担风险并争取最后胜利。我们远古时期狩猎的祖先正因此才过上团结协作的生活，虽然那时候他们的敌手更多是动物而非其他人。但久而久之，这种发端于远古的人类心性却至今仍与我们同在，潜藏在我们的表层意识之下，使现代人随时能够步入战争。
可另一方面，有组织地杀戮生命、毁坏财产为现代人所深恶痛绝，尤其自1945年人类杀戮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以来，此时的人类完全可以彼此不见面而实现远距离的大规模杀戮。相比于旧时徒手搏斗时代发端于强健肌肉的英雄气概或凶残野蛮，现代战争技术早已使前者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战争工业化的历史虽不过一个多世纪而已，但由此迸发的巨大力量却一举荡涤往昔全部的勇武之道，即便人类自远古继承而来的集体使用暴力的心理倾向依然还在。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不稳定的变局。由此也就生发了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亟待拷问的大问题，即武装力量、军事技术和人类社会如何能够继续共存的问题。
考察往昔人类对强权的追求并分析技术、军事和社会三者之间关系变化的格局当然不足以使我们摆脱当前的困境，但正如通常意义的历史研究一样，这种考察和分析足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并提升我们的判断力，使各式各样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或彻底的绝望都显得不再令人信服。在日渐逼近的灾难面前摸索前行是所有人类过去共同的命运。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也许同样得这么做。此外，鉴于我们每天都必须做出行动的决策，多了解一点儿我们人类究竟是如何步入当今窘境的历史可能不无裨益。
《竞逐富强》一书试图验证笔者一个谦卑的信念：懂得这类知识还是有用的，甚至会因此变得更为明智理性。不过哪怕这一信念终归虚幻，笔者的内心还是深藏着一种恬淡却真实的获取真知的喜悦：既解彼世多奇谲，又明何以通未来。
始料未及的是，本书的撰写差不多前后经历了20年时间。本书最初的构想来自读者对《西方的兴起》一书的批评，即那部书稍微概括了一下早期历史中军工技术与政治格局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对现代历史的这一部分却未做任何交代。因此，《竞逐富强》可谓《西方的兴起》一书的一个迟来的注脚。
这些年来，我对技术、军事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极大程度上得益于芝加哥大学的历届学子，他们耐心地听我在课堂上讲述我的这些看法，不失时机地表现出自己的兴致、热情、怀疑，甚至不解。我从芝加哥大学以下博士生的毕业论文中更是获益颇多，一方面是不可多得的新知，另一方面是帮我避免了不该犯的错误，他们是：巴顿·C.哈克（Barton C. Hacker）、沃尔特·迈克道格尔（Walter McDougall）、斯蒂芬·罗伯茨（Stephen Roberts）、霍华德·罗森（Howard Rosen）和乔恩·苏密达（Jon Sumida）。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约翰·博耶（John Boyer）、何炳棣（Ping-ti Ho）、哈利尔·伊纳尔哲克（Halil Inalcik）和埃米特·拉尔金（Emmet Larkin）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或部分书稿。此外，牛津大学的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和哈特穆特·波格·冯·斯特兰德曼（Hartmut Poggo von Strandmann）、东英吉利大学的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美国空军总部的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及科罗拉多学院的丹尼斯·肖沃尔特（Dennis Showalter）均曾慷慨为我的学术提问作答。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国史专业的三位研究生，其中休·斯科金（Hugh Scogin）和李中清（James Lee）来自芝加哥大学，史蒂文·萨吉（Steven Sagi）来自夏威夷大学，他们三人对本书第二章的科研和撰写颇有兴致且让我领略了其中错综复杂的中国史学。剑桥大学的罗宾·耶茨（Robin Yates）还对第二章的文稿进行了润色。
最后，我要感谢芝加哥大学以外相关机构的热情支持和培育：夏威夷大学1979年冬曾邀我以伯恩斯客座教授（Burns Visiting Professor）的身份就本书的主题做详细阐述，而牛津大学及其下属的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也在1980—1981年聘我为伊斯曼教授（Eastman Professorship）讲解本书的主题。
正是在这种鼓励和激励下，我最终才得以完成此书。当然，本书还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甚至讹误，对此我承担全部责任。但我还是要说：若不是我的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女儿鲁斯（Ruth）的悉心叮咛和嘱托，这类缺陷和讹误还会更多，因为她们曾不间断地严令我说：要写作就必须言所欲言，要达意就必须言简意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