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欧洲债务危机重新点燃了有关金融力量的长期争论，以及全球化世界中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令人担忧的关系。本书回答了这些争论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尽管危机频频发生，偿还成本高昂，那么多债台高筑的国家仍然继续偿还国际债务?
在本书中，作者对主权债务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危机管理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从现代欧洲早期兴起的公共债务，到19世纪末的高度帝国主义及炮舰外交时代，再到大萧条时期导致国际资本市场崩溃的主权违约潮，本书生动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各个国家的债务危机情况，并对欧元区内部的动荡——包括希腊短暂的反紧缩政府在2015年对其欧洲债权人的戏剧性屈服——给出了新的解释。本书通过深入研究国际政府财政的长期历史事件，并基于当代重要的三次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入案例研究，让人们对近期的全球资本主义变革和全球金融架构中根深蒂固的债务履约与执行机制有了新的认识。
本书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全球金融图景，展示了过去40多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深刻变革如何赋予私人和官方债权人前所未有的结构性权力，使他们能够在危机时期施加紧缩措施，并强制借款人不间断地还本付息，这给民主带来了破坏性的社会后果和深远影响。
作者介绍
杰罗姆·鲁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经常为各种国际媒体提供有关世界政治和时事的评论。
部分摘录：
过去十年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重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主题是金融的结构性权力以及当代国际危机管理模式对社会公正和民主的影响。本书旨在通过重新审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来为这场辩论做出贡献，这个问题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经济学家：为什么这么多负债累累的国家即使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时期也继续偿还外债？虽然我们普遍认为债务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履行其对外义务，但历史经验与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然状态的认知不符。事实上，在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主权债务违约现象非常普遍。在遇到重大危机时，这是不可避免的。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几乎所有的欧洲和拉丁美洲债务国都暂停偿还外债。今天，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种宣布单方面暂停偿还债务的情况极为罕见：虽然在2010—2015年，当时欧元区危机达到戏剧性高潮，但处于违约状态的世界公共债务总占比却降至0.2%的历史低点[1]。我们如何解释大萧条之后如此高的债务人履约程度？
这个问题本身并不新鲜。事实上，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国际贷款核心的一个根本性的悖论。由于外债利息的支付实际上构成了债务人向债权人的财富转移，一个陷入困境的将其大部分税收用于偿还外债而不是吸引新的贷款的债务人，就有了暂停偿债的内在动机。如果没有一个世界性政府或大国能够诉诸军事行动来强制债务国履行跨境债务合同，我们就会认为主权债务违约的现象会比现实情况更为普遍。事实上，如果我们要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么一个利己主义的政府应该在全盘否定债务之前尝试尽可能多地积累外国债务。由于理性债权人会相应地拒绝向机会主义债务人提供更多的信贷，结果将会是全球资本市场的瓦解——这意味着不应该有外债这种东西。[2]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最近几十年里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率和强度均有所增长，但未偿还的主权债务总额实际上已飙升至创纪录的6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80%以上（见图0.1和图0.2）。虽然这种增长在一些地区更为明显，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在过去20年中降低了其债务与GDP的比率，但全球上升的趋势仍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各国政府如何能够承受如此巨大的主权债务负担，以及它们为什么愿意在危机期间继续履行其对外义务。
如果我们考虑主权债务再分配的深远影响，关于主权债务偿还的难题就会更加复杂。由于全球金融迅速扩张和对全额偿还债务的普遍坚持，最近几十年出现了大量不间断的资本“上游”流动：从全球外围的公众手中流向发达资本主义核心的私人手里。自1982年以来，发展中国家最终向欧洲和北美洲的债权人转移了约4.2万亿美元的利息，远远超过这些国家在同一时期获得的官方部门发展援助。[3]与此同时，为了向投资者保证其日益增长的债务负担将得到充分偿还，欧洲各国政府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推行极不受欢迎的紧缩政策，并迫使陷入困境的外围债务人——尤其是希腊——推行痛苦的结构调整计划，这让人想起以前强加于全球南方的那些计划。在这两种情况下，激进的紧缩政策导致社会不满情绪加剧，政治不稳定性加剧。鉴于最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反体制叛乱动摇了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毫不夸张地说，主权债务偿还问题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和最具争议的政治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重债国家不会更频繁地暂停偿还外债？是什么促使它们为反复出现的国际危机承担全部调整负担，给自己的经济造成巨大的损害，给自己的人民带来难以言喻的痛苦，而使债权人毫发无损？为什么不违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