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世界失败的那天清晨，人们正忙着搜捕几个流浪的孩子。”
《黑暗之心》+《蝇王》，一部虚构的美洲编年史，一部寓言式的现代启示录。
大森林吞没了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孩子，正如浩浩荡荡的埃莱河水带走了成吨的淤泥。大自然试图在孩子们身上孕育出一种全新的、陌生的文明，孩子们也试图在大森林腹地密不透光的树叶穹顶下创造世界。孩子是新世界的美梦，旧世界的遗民，如此野性，如此纯真。最终，他们以弃世的方式背叛了我们，而我们为了活下去，也背叛了他们。只有埃莱河依然不动声色地流淌着，像是一则寓意姗姗来迟的寓言。
如《百年孤独》般厚重，又如《佩德罗·巴拉莫》般神秘；既有浓郁的自然风情，又颇具知识分子色彩。出版当年即广受瞩目，一举夺得赫拉尔德小说奖。
◎ 内容简介
虚构的中美洲城市圣克里斯托瓦尔，曾经与周边任何一座大城市一般无二，地区的经济中心，种植茶叶和柑橘。随着小企业的繁荣发展、水电站的建造与河道的修葺，整座城市开始加入到现代文明的行列。人们如此沉浸在繁荣中，却不知他们身处的世界早已全然失效，变成了一个粗陋的、没有意义的构造，官僚机构像沾了胶水的网一般笼罩着所有人，生活像节拍器一样呆板而乏味，有的房子把它的住户变成了爬行动物，有的把他们变成了人，也有的，把他们变成了昆虫。
有一天，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街头突然出现了一群来路不明的孩子，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说着无人能懂的语言。起先他们靠沿街乞讨过活，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破坏活动。更令人心惊的是，本地的孩子似乎也被这种暴乱的气息感染了，有人声称能听到他们的心声，有人在暗夜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政府的搜捕之下，孩子们先是躲进大森林，后来又藏进下水道，在那里，建立起了一个名为“光明共和国”的法外之地……
“世界就是这样告终，不是嘭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孩子们是新世界的美梦，旧世界的遗民，他们的出现，恰如一声轻轻的叹息，宣告了古老美洲文明的终结；如下水道中精心搭建的光之殿堂，破开了目之所及的一切迷雾。
◎ 评论推荐
巴尔瓦不需要任何写作上的建议，他早已创造出了一个完美的世界，早已拥有了一门与其年纪毫不相称的精湛技艺。——诺奖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倾力推荐
在《光明共和国》中，巴尔瓦不仅运用了一如既往的大胆叙事，发挥了处理模糊情境的天赋，更增添了形而上学与暗黑寓言的维度，令人紧张而又不安，颇具康拉德《黑暗之心》式的犀利，呈现出了伟大文学作品的气象。——2017赫拉尔德小说奖颁奖词
合上书页时，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笼罩，仿佛我们活在世上，却将永远迷失。而巴尔瓦写作的模糊性（一种严谨、精确而非空洞的模糊），帮助我们承受住了这种沉重的无力感。《光明共和国》是一部宏伟的著作，被一条深深的、不确定的古老河流贯穿。——《西班牙文化报》
事实上，巴尔瓦的重建过程展现了社会中几个重要概念的演化过程：暴力，童年，秩序，恐惧。这是《光明共和国》最深刻也最光明的核心。——《西班牙民族报》
作者介绍
安德烈斯·巴尔瓦（AndrésBarba，1975— ），西语界当红小说家，已出版13部作品，除小说外包括了散文、诗歌及摄影集，作品被翻译成十种语言。同时，他也是托马斯·德·昆西、赫尔曼·梅尔维尔、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和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等著名作家的西语译者。
2010年，巴尔瓦被《格兰塔》杂志评选为二十二个最杰出的西语青年作家之一。曾于1997年和2006年两获托伦特·巴列斯特尔叙事文学奖，2007年获阿纳格拉玛散文奖，2011年获胡安·马奇叙事文学奖，2017年获赫拉尔德小说奖。
译者简介
蔡学娣，毕业于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现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葡语系，译有《迷情》《高山上的小邮局》等作品。
部分摘录：
每当有人向我问起圣克里斯托瓦尔那三十二个失去生命的孩子时，我的回答往往因对方的年龄而异。如果对方的年龄和我相仿，我就回答说，所谓了解只不过是我们对看到的零星片段的重组，如果对方比我年轻，我就问他相不相信凶兆。他们几乎都回答不相信，好像相信凶兆就意味着轻视自由似的。我也就不再问什么，而是向他们讲述我所了解的事实，因为这是我唯一拥有的，也因为说服他们相信这谈不上轻视自由，而是不要天真地相信正义，可能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我再多一分热血，或者少一分懦弱，我就会永远用同一句话来开始我的故事：几乎所有的人都有因果报应，凶兆是存在的。唉，它们当然存在了。
我抵达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那天距今已有二十二年了，那时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社会事务官员，刚刚从埃斯特皮被提拔上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从一个瘦削的法律硕士变成了一个新婚男人，幸福使我看起来比原来更英俊了几分。我觉得生活就是一连串简单的、容易克服的不幸，最终走向死亡，我不知道死亡简不简单，但是我知道它无法避免，所以不值得多想。那时我不知道，快乐正是如此，青春正是如此，死亡也正是如此，尽管我从根本上没有搞错，但实际上却把每一件事都搞错了。我爱上了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一位小提琴教师，她比我大三岁，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她们两个都叫马娅，都有着深邃的眼睛、小巧的鼻子和在我看来漂亮至极的棕色嘴唇。有时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在秘密会议上被选中了的人，幸福地落入了她们的罗网，因此当他们提出有可能把我调去圣克里斯托瓦尔时，我马上跑去她家告诉了她，并且当场请求她嫁给我。
他们授予这个职位是因为两年前我在埃斯特皮设计了一个原住民社区融合项目。我的想法很简单，作为示范项目卓有成效：原住民得以独享一些作物的种植权。在那个城市我们选择的作物是橙子，并且把将近五千人的供应交由原住民社区负责。项目在分配环节差点儿引起一点混乱，但是最后社区做出了反应，经过调整之后，它不再是一个融合项目，而是成功转变成了一个小型合作社，现在仍然承担着社区的大部分开支。
由于项目非常成功，所以中央政府通过基督教原住民村镇委员会联系到我，让我在圣克里斯托瓦尔市涅埃社区的三千居民中复制这个项目。他们给我提供了一栋房子，以及社会事务局的领导职位。随后马娅重回家乡那所很小的音乐学校授课。她没有明说，但是我知道能够从容自在地回到当初迫不得已离开的城市令她很兴奋。我的职位待遇还包括安排小姑娘（我一直称呼她“小姑娘”，直接跟她讲话时，叫她“姑娘”）入学，以及一份能让我们有所积蓄的薪水。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我难抑喜悦之情，请求马娅给我讲讲大森林、埃莱河、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街道……在她的讲述中，我仿佛走进了一片湿热茂密的植被深处，在里面突然发现了一个天堂般的地方。或许我的想象不是很有创造性，但是谁都不能说我不乐观。
我们抵达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那天是1993年4月13日。空气湿热得厉害，天空万里无云。在坐着我们那辆老旧的家用面包车行进的途中，我第一次远远地见到了埃莱河浩浩荡荡的棕色河水，以及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大森林，那个密不透风的绿色怪物。我并不习惯亚热带气候，从我们离开高速公路驶上通往城市的红沙公路开始，我全身都浸泡在汗水里。从埃斯特皮出发的长途旅行（将近一千公里）所带来的晕眩让我沉浸在一种伤感的情绪之中。刚刚抵达目的地时的种种幻想，旋即被满目的贫穷打破。虽然我事先已经对那个穷地方有了心理准备，但是现实的贫穷和想象中的贫穷却还是大相径庭。我当时还不知道大森林美化了贫穷，缩短了贫穷的差距，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抹去了贫穷的痕迹。这个城市的一位市长曾经说过，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问题在于肮脏的东西距离如画的风景往往只有一步之遥。这句话千真万确。涅埃孩子们的五官非常上镜，虽然他们满身污垢，或许恰恰是因为他们满身污垢——而亚热带气候给了他们一种有些事早已命中注定的幻觉。换句话说：一个人或许可以对抗另一个人，但他不可能去对抗瀑布或者雷暴。
不过，透过车窗我也证实了另外一件事：圣克里斯托瓦尔的贫穷已经深入骨髓。各种色彩一览无余，随处可见，闪耀着迷人的光泽：森林那浓郁的绿色如同一道植物屏障般紧挨着公路，土地是明亮的红色，天空是蓝色，亮得让人只能一直眯着眼睛，埃莱河四公里宽的河水是深棕色，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我见所未见的这一切相媲美。
抵达市里后，我们去市政府取房子的钥匙。车上有一位工作人员陪着我们，给我们指路。快到目的地时，在距离我们不到两米的地方，我猛然看到了一只大型牧羊犬。那感觉——很可能是旅途的疲倦造成的——几乎像是幻觉，仿佛那只狗不是路过那里，而是在大街上横空出现的。我已经来不及刹车了。我用尽全力抓紧方向盘，感到双手受到猛烈的撞击，听到了那种一旦听过就永远都不会忘记的声音：肉体撞到保险杠上的声音。我们赶忙下了车。是一只狗，而且是一只母狗，伤得很重，大口地喘着气，躲避着我们的目光，就好像在为什么东西而感到羞愧。
马娅俯下身来，用手抚摸它的背，母狗摇了下尾巴，算是对这个动作的回应。我们决定马上送它去动物医院，在途中，就在那辆刚刚撞了狗的面包车上，我感觉那只流浪狗同时代表了两种相互矛盾的东西：既是一个极坏的征兆，又是一个及时的出现；既是一位欢迎我来到这座城市的朋友，又是一位带来可怕消息的使者。我觉得到达那座城市之后，就连马娅的脸都变了，一方面，变得更普通了，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与她容貌相似的女人；另一方面，更难以理解的是，她的皮肤似乎更光滑更紧实了，她的目光似乎更冷峻了，但也少了几分严厉。她把那只狗放在自己的怀里，它的血开始浸湿她的裤子。小姑娘坐在后排，眼睛一直盯着那只受伤的狗。汽车每颠簸一下，它都会翻一下身，发出音乐般的呜咽。
据说，圣克里斯托瓦尔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任何地方的人们都会用这种陈词滥调来描述自己出生的城市，但是在这里它已经到了非同一般的程度。连血液都必须去适应圣克里斯托瓦尔，改变自己的温度，屈从于大森林和河流的力量。在我看来，四公里宽的埃莱河很多时候甚至像是一条血河，那个地区某些树木的汁液颜色之深让人很难把它们当作植物。鲜血流经一切，充斥着一切。在绿色的大森林下面，在棕色的河流下面，在红色的土地下面，永远都有鲜血，一种流动的、充满一切事物的鲜血。
因此，我的命名是字面意义上的。当我们赶到动物医院时，那只狗几乎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把它抱出来时，我身上沾满了黏糊糊的东西，一碰到衣服便变成了黑色，散发着一种令人恶心的咸腥味。马娅坚持让他们给它的腿打上夹板，并把背上的伤口缝合，那只狗闭上了眼睛，好像已经不愿再挣扎了。我感觉到它的眼睛正在闭合的眼皮下不安地转动，就像人们做梦时一样。我试图去猜想它看到了什么，它的大脑里正重现怎样的森林流浪生活，我希望它好起来，继续活着，就好像我在那个地方的平安与否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似的。我走到它旁边，把手放在它热乎乎的鼻子上，确信，或者说几乎是坚信它会明白我的意思，留在我们身边。
两个小时之后，那只狗已经泪眼汪汪地出现在了我们家的院子里，小姑娘给它准备了一勺米饭和一些剩菜。我们坐在一起，我让她想一个名字。她皱皱鼻子，这是她拿不定主意时常会出现的动作，然后说：“莫伊拉。”这么多年过后，它仍然叫这个名字，就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打盹儿，已经成了一条躺在走廊里的老狗。莫伊拉。既然和所有的预测相反，它已经比半数家庭成员活的时间都长，那么比所有家庭成员都长寿也不是不可能。现在我才明白它带来的讯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