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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大重构-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2年前 (2022-07-07) 1290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之际,颠覆了国家治理、经济运行和社会交往的方式,革新了人们的固有认知。在这场空前危机中,人类社会的裂痕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览无余,社会分化、公平缺失、合作乏力、全球治理与领导失灵等问题尤为明显,甚至有人以“新冠纪元”作为新的纪年方式来凸显新冠疫情的决定性影响。在未知与恐惧中,人们不禁会问:疫情过后,人类社会的未来将会是什么模样?世界又该何去何从?鉴于此,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携手“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蒂埃里·马勒雷适时地带来了《后疫情时代:大重构》一书,旨在为国家、社会、企业与个人在后疫情时代的发展道路指引方向。
书中从三个维度系统梳理了未来世界的新格局。第一个维度评估疫情对五大宏观领域的集中影响,即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环境和科技;第二个维度深入微观层面,考察具体行业和企业的现状和前景;第三个维度关注个人,推测疫情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及心理造成的影响。
作者认为,事关存亡的危局也是反省的良机,蕴藏着变革的潜力。疫情仿佛将人类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其中一条路通向更美好的世界,一个更加包容、公平和敬畏自然的未来世界;另一条路则会带领我们回到原来的世界,危机与风险层出不穷,人类社会险象环生。因此,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这些挑战未来所产生的后果或许超出我们的想象,但人类重建世界的能力同样远超我们的想象。

作者介绍

克劳斯·施瓦布
1938年出生于德国拉文斯堡,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1971年出版《机械工程行业的现代企业管理》一书,提出“多方利益相关者”理念,并于同年成立了世界经济论坛。
施瓦布教授拥有弗里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工程学博士学位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除担任论坛领导职务外,他于1972年出任日内瓦大学教授。施瓦布先生曾荣获17项荣誉博士。他所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2016年)被译为30种语言,引起了广泛关注。
蒂埃里·马勒雷
1961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是“每月晴雨表”(Monthly Barometer)管理合伙人。马勒雷的职业经历包括建立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风险网络团队,并担任议程团队总监。
马勒雷先生曾求学于巴黎索邦大学、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他拥有经济学和历史学硕士学位,以及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供职于投资银行、智库、学术和政府机构(其中三年在巴黎的法国总理办公室任职)。他发表了多本商业和学术著作,出版了四本小说。

部分摘录:
新型冠状(以下简称“新冠”)病毒大流行引发了现代史上空前的全球性危机。毫不夸张地说,全世界乃至我们每个人都因此陷入了几十年未曾有过的艰难境地。对我们而言,这一决定性时刻的影响将持续多年,许多事情都将永远改变。新冠疫情正在严重破坏经济,使社会、地缘政治等多个领域陷入危险与动荡,引发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深刻关注,也让技术广泛进入我们的生活(这一影响是好是坏,我们现在还无从判断)。面对这些变革带来的影响,任何行业或企业都无法置身事外。数以百万计的企业处境岌岌可危,许多行业前途未卜,只有少数能够逆势发展。在个体层面,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飞速瓦解。但换个角度来看,事关存亡的危局也是反省的良机,蕴藏着变革的潜力。世界的种种裂痕从未像今天这样一览无遗,社会分化、公平缺失、合作乏力、全球治理与领导失灵等问题尤为明显,人们感到社会再造刻不容缓。新的世界必将兴起,但其蓝图需要我们积极构建。
本书写作之时(2020年6月),全球新冠疫情仍在持续恶化。许多人都想知道世界何时才能恢复如常。简单地说:永无可能。新冠病毒大流行标志着全球发展的根本性转折,危机之前“支离破碎”的世界常态将一去不复返。有些分析者将这场疫情称为一次重大的分叉,有些则认为这是一场“惊天的”深层危机,但两种说法的本质如出一辙:2020年年初的世界已成为历史,已在这场疫情中消失无影。根本性变化正在逐渐显现,有些学者开始提出“新冠纪元前”(before coronavirus,BC)和“新冠纪元后”(after coronavirus,AC)这样的纪年方法。意料之外的快速变化将层出不穷,互相融合,引发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乃至更多后果,带来连锁反应及难以预料的影响,在逐渐打破以往状态的同时,塑造出截然不同的“新常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关于世界可能呈现或应当呈现何种面貌的许多信念和假设将烟消云散。
但是,我们应当谨慎使用激进的宏论(如“一切都将改变”)和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分析方法。现实当然会更加微妙复杂。新冠病毒大流行本身或许不会彻底改变这个世界,却能加速业已发生的许多变化,并引发其他变化。我们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些变化不会是线性的,间断将经常发生。《后疫情时代:大重构》尝试明确并阐述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尽力描绘一个更理想、更可持续的世界样貌。
让我们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个问题:人类的历史大约有20万年,最古老的细菌已存在数十亿年,病毒也有至少3亿年历史。这就意味着,自从人类开始四处移动以来,大流行病很可能一直都存在,并成为人类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过去2000年的常态,而不是例外。流行病天生具有破坏性,历来都会引发持久甚至彻底的变化。它会引燃社会动乱,造成群体冲突,导致军事失利,但也会激发创新、重划国界和铸就革命之路。疫病的暴发还会迫使帝国改弦更张,比如541—542年暴发的查士丁尼瘟疫就改变了拜占庭帝国的历史进程。有些帝国甚至因此灭亡,例如,在皇帝和大多数臣民死于欧洲细菌后,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随之消失。同样,旨在控制瘟疫的专制措施自古就是一种政策手段。由此可见,为了控制本次新冠病毒,全球许多国家实施封禁措施实在不足为奇,它们只是沿袭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惯例而已。1347—1351年,黑死病笼罩欧洲,全欧约1/3的人口染病而死。为了控制瘟疫传播,这一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限制措施,也就是隔离。“隔离”一词的英文“quarantine”来自意大利语“quaranta”(意为“40”)。尽管当政府提出将人们隔离40天时,并不知道要阻止的究竟是什么,但作为早期“公共卫生服务制度化”措施之一,这种做法帮助确立了现代国家“积累权力”的正当性。事实上,40天隔离期并无医学依据,而仅出于象征和宗教意义:《圣经·旧约》和《圣经·新约》在与净化相关的篇章中常提到40这个数字,例如40天大斋期,《创世记》中的大洪水也是40天。
传染病的特点之一就是会引发恐惧、焦虑和大规模歇斯底里的情绪,并挑战社会凝聚力及人们共同管理危机的能力。传染病会造成社会撕裂与个人创伤。我们对抗的是看不见的敌人;家人、朋友和邻居都可能成为传染源;我们珍视的日常行为(例如在公共场合与朋友见面)可能成为传染途径;当局为保护民众而实施限制措施,却常因此被视作压迫者。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重要规律,那就是寻找替罪羊,将责任归咎于其他人。在中世纪的欧洲,瘟疫引发了耸人听闻的大屠杀,而犹太人几乎总是受害者。有事实为证:黑死病横行欧洲大陆两年后,人们指责犹太人污染了城市的水井,导致瘟疫传播,在1349年情人节那天的斯特拉斯堡,犹太人被要求改变信仰。约1000名犹太人拒绝改宗,因而被活活烧死。同年,欧洲其他城市开始清除犹太人社区,迫使他们大规模迁徙到欧洲东部(波兰和俄罗斯),这永远地改变了欧洲大陆的人口分布。欧洲反犹运动的核心特征在历史上多次重现,如专制主义国家兴起、教会逐渐没落,以及受大流行病严重影响的其他事件。这些变化如此多样和广泛,甚至造成了“顺服时代的终结”,结束了封建主义和农奴制,迎来了启蒙运动的新时代。简言之,“黑死病可能是现代人类社会的开端,只是(这种说法)尚未得到广泛认同”。既然中世纪的一场瘟疫引发了如此深远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那么新冠疫情是否会成为一个类似的转折点,对当今世界产生持久而剧烈的影响呢?新冠病毒不同于过去的流行病,不会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不会产生不可预见的大饥荒、重大军事挫败或政权更迭,也不会造成某个群体的整体灭绝或者流离失所,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实际上,在这次疫情暴发之前就已存在一些迟迟未能得到有效处理的风险,新冠疫情的来临严重加剧了这些风险。长期以来,若干令人不安的趋势日积月累,疫情也会加速推进这些趋势。
若要提出有效的对策,我们需要建立概念框架(或简单的思维导图),帮助我们思考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指引我们理解未来形势。当不得不艰难思索世界将发生哪些变化以及变化的程度如何时,我们往往需要以史为鉴,确定一个“思维锚点”作为参照。为此,我们带着如下问题寻找先例:新冠疫情是否类似于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连续三波疫情中,西班牙流感在全球造成估计5000多万人死亡)?它是否会演变成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它与“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否有相似之处?它与2003年的“非典”和2009年的“禽流感”是否存在共同点(尽管规模不同)?它是否会像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只是这次规模更大?无论人们接受与否,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否!无论是从给人类带来的痛苦程度,还是从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程度来看,这些事件的影响范围和演变规律均不同于当前的大流行病。尤其在经济影响方面,任何现代危机都无法与此次疫情相提并论。面对来势凶猛的新冠疫情,许多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指出,我们已经处于战时状态,而对手是看不见的敌人,当然这是一种比喻:“如果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疫情算作一场战争,那它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毕竟,这场战争中的敌人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即便如此,在评估未来趋势时,二战仍可能是最重要的思维锚点之一。本质上,二战是具有变革意义的世纪大战,它不仅彻底改变了全球秩序和经济格局,而且导致了社会观念和信仰的彻底变更,最终催生出全新的政策与社会契约条款(例如允许女性参与社会劳动,继而获得投票权)。当然,大流行病和战争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下文将详细探讨),但都具有促成变革的力量。因为两者都有可能演化成过去难以想象的危机,从而促成极为深远的变革。但我们也要警惕流于表面的类比。即使发生最糟糕的情况,新冠病毒致死人数也会远低于历次大瘟疫(包括黑死病)或二战中的死亡人数。不仅如此,当前的经济状况也和过去几个世纪完全不同,现代经济不再依赖手工劳动、农业或重工业。然而,在高度互联、相互依存的当今世界,新冠疫情的影响不会局限于死亡人数、失业率、破产数量等“简单”的数字层面,尽管这些数字已经颇为惊人。
《后疫情时代:大重构》编撰、出版于危机肆虐之际,而危机的影响将在未来数年逐渐展现。对此,我们不免会感到困惑、茫然。面对极端冲击,人们不安地意识到,未来的结果必将难以预料、不同寻常,这样的感受再正常不过。在1947年的小说《鼠疫》中,作者阿尔贝·加缪精确地描述了这种怪异感:“但是,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变化如此荒诞,来得如此仓促,以至很难认为它们会持续存在。”现在,我们亲身经历了以往难以想象之事,但在疫情结束后以及可预见的将来,还会发生些什么?
当然,现在要合理预测新冠疫情将会带来哪些重大变化还为时过早。本书希望提供概念严谨、连贯一致的内容,帮助读者全面洞察未来趋势,从多个层面理解即将发生的变化。我们认为,新冠疫情至少会加速此次危机前已明显发生的系统性变化:全球化局部倒退,中美持续脱钩,自动化加速发展,监控势力增强引发各方担忧,福利政策呼声高企,民族主义抬头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外来移民的恐惧,科技的影响与日俱增,企业亟须加强线上业务,等等。除了加速上述变化,此次疫情还可能改变曾看似亘古不变之事,产生在大流行病发生前几乎不可想象的变化,如制定“直升机撒钱”式新型货币政策(已成现实)、重新考虑或调整社会优先目标、政策目标向公共利益倾斜、公平观念获得政策支持、采取激进的福利和税收措施,以及地缘政治剧烈调整等。
总而言之,即将发生的变化难以预想,即将产生的新秩序也有无限可能。无论是好是坏,只有我们想不到的。各国社会可能都要做出选择:是要更平等还是更专制,更团结还是更孤立,更关注少数群体还是更重视多数人的利益;从危机中恢复后,各个经济体是要包容并蓄、积极适应全球公域需求,还是重走老路、一切照旧。答案不言自明:我们应该利用此次前所未有的机会,重新构筑我们的世界,努力让世界度过危机,变得更美好、更有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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