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起源于作者詹姆斯·道斯对二战老兵“中国归还者”的访谈。这些人年轻时曾犯下最残暴的罪行，却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反战主义的布道。作者以小说家的笔法演绎抽绎他们的战时回忆，串起了本书各主题之间的脉络，并汇集哲学、文学、宗教和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关于“恶”的思考，藉以还原“邪恶”的真相、成因、背景，及其内隐的意涵。
作者也借此探讨了再现创伤所引发的一系列难题和悖论，以及我们应当如何应对邪恶和残暴等人性的晦暗面，而在这一过程中，“同理心”又能发挥多大效用。此一困难的人性钻探，将在阅毕本书后得到解答。
作者介绍
詹姆斯·道斯（James Dawes）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哈佛大学英国文学博士，哈佛大学院士学会青年院士，美国英语文学教授，擅长领域包括：反文化、人权、文学与语言理论、暴力与创伤、文学与哲学。其著作《恶人》（Evil Men, 2013）获国际人权图书奖；《好让世界知道》（That the World May Know: Bearing Witness to Atrocity, 2007）入围独立出版图书奖决选名单。另著有《战争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War, 2002）。其文章广泛见于各大媒体（全国公共广播电台、BBC、保加利亚国家电台、《波士顿全球报》和CNN网站等）。
梁永安 台湾大学文化人类学学士、哲学硕士，东海大学哲学博士班肄业。目前为专业翻译者，共完成约近百本译著，包括《文化与抵抗》《启蒙运动》《现代主义》等。
部分摘录：
本书要谈的是凶残（atrocity） ：它长什么样子，它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它缘何产生，怎样做或许可以阻止它。整件事情起于我和摄影师亚当·纳德到日本采访一群侵华战争的战犯。他们年老衰弱，很多都年过八旬，年轻时曾犯下最令人发指的恶行，最终全被俘虏，在战犯营里关了十年。他们给我看战争岁月时的照片：褪色的黑白照片里，年轻人们穿着军服，表情或自豪或害怕，或凶狠或稚嫩。看着年轻时的自己，他们告诉我自己看见的是虚空，是恶魔。
我参与人权工作多年，但之前从未访谈过加害者。事前我完全没料到这些访谈会让我晕头转向，更让我大吃一惊的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自己竟然开始透过他们的眼睛看世界。本书的风格和结构都是为了和你们分享这种奇特经验而设计的。这本书不只讲述了这些战争罪犯做过什么，还讲述了跟他们成为朋友是什么感觉。
在这篇序言里，我提出了一组问题，关于这些已发生的恶行对当今的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更重要的或许是：它们仍在不断发生。这些问题同时也是本书的概念地图。本书接下来的行文方式模仿了摄像师手中细心探究的镜头的视觉语言：先是大致定格在某个画面；然后慢慢推进到一组视觉细节上；再缩小画面以更全面地重新审视其所处的环境，此时细节虽然被扩大的焦点隐没，却仍然鲜明，如同凝视太阳太久在视网膜留下的印迹；之后再一次调整焦距并对准另外一个关切位置。
在推进这组问题时，我会强调它们内在的一些悖论。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在一个不同的语境中讨论过“自我否定力”（negative capability） [*] 这个概念：那是一种在面对不确定、神秘和疑惑时仍能保持敞开，并抵抗一种诱惑：把一切简化为熟悉的术语和范畴这些可以掌控的东西。“自我否定力”允许我们体验悖论——以及它在文体领域的表亲并置（juxtaposition） [†] ——并将其视为一种开启问题、有时甚至是意义的方式，而这些无法经由语言表达出来。
1. 从一开始：书写或阅读一本这样的书存在哪些道德和伦理上的风险？我们如何才能抱着尊重和关怀，而非哗众取宠的好奇心来观看这些具有强烈侵略性和创伤性的事件？要怎样做才能让极度私人的创伤见容于毫无怜悯之心的公共空间？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心是一个最重要的结构化悖论：精神创伤的悖论。我们在道义上有责任去再现（represent）精神创伤，但我们同样有责任不这样做。
2. 如果我们打算一同经历这些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这些故事能帮我们回答以下这类问题吗：社会是怎样把正常人变成怪物的？进一步来说：个体的心路历程是什么样的？逐渐成为怪物的感觉体验（felt experience）是什么样的？更进一步来说：鉴于这些怪物往往是男人，性别在种族清洗中扮演着什么角色？再一次，这些问题的答案都环绕着关键悖论旋转，包括“邪恶的悖论”（邪恶既是恶魔和他者，又是平庸和寻常的） 和“责任的悖论”（我们是自由和具备自主能力的，同时又是环境的产物） 。
3. 拉回镜头：我们所目睹的这些骇人的苦难会怎样影响我们对于存在于世的整体想象、我们的“大局”信念——对人类未来所寄予的希望；影响我们最后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影响我们对利他主义、超越（transcendence）甚至是“神”（the divine） [‡] 的看法？其中包括了一些我们熟悉的悖论：“利他主义的悖论”（利他主义要求我们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但帮助他人也能满足我们自己的利益） 、“虚无主义的悖论”（为了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我们必须面对自己的无意义性） ，以及基督教版特有的“恶的悖论” [§] （全能和全善的上帝如何能准许恶行的存在？）
4. 经历过这样的残忍——不仅震撼我们的良知，甚至动摇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残忍——宽恕是可能的吗？个人或国家在犯下滔天大罪之后还能指望得到宽恕吗？既然人的记忆力总是不牢靠、自我保护和自利的，而历史本身充满谎言，加害者要如何才能做到忠实自白？事实上，在战争、酷刑和自白之间，真相的位置又在哪里呢？思考这一系列互相关联的问题会驱使我们不断回到“自白的悖论”：自白是人们所需要的具备疗愈性的文化形式，但又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
5. 最后，让我们以开始的地方作结。诸如此类的自白都是一些故事，有其自成一格的伦理。然而更普遍的讲故事的伦理又是什么呢？对我来说，这里牵涉的正是于我个人而言最为困难的悖论：书写的悖论。要书写别人的隐私生活，你必须和别人建立互相尊重而亲密的关系；然而，要书写别人的隐私生活，你又必须冷漠无情地对待他们，如同小说中的人物一般予以建构、摆布和展示。 很多人会从事书写或阅读创伤故事这种艰难的工作，是因为相信这样做可以提升人类的尊严。讲故事不只是倡导人权时最基本的工作，并且是人类同理心最基本的运作方式。但我们讲述的故事真的能改变什么吗？如果可以，带来的又是哪一类的改变？当面对这些具有强烈侵略性和创伤性的事件时，我们真的有可能做到抱有尊重与关怀，而非哗众取宠的好奇心吗？当你阅读这本书时，又会发生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