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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失忆: 写在时间的边缘-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7个月前 (07-07) 355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我们生活的世纪脱胎于二十世纪,正如一道黑烟从石油大火中升起。
如果不能记住所有的事情,我们至少应该知道自己忘记了什么。
克莱夫·詹姆斯用了四十年时间完成《文化失忆》,一部介绍自由人文主义传统“独出机杼的核心纲要”,由百篇历史人物评论组成,除了那些醒目的路标式人物,更多的是被留存在遗忘边缘的名字。二十世纪几次大灾难历尽生死存亡,无数人消失在晦暗的断裂中,更多不合时宜的事实经过筛选淬炼,重组为我们所知的历史。詹姆斯提醒人们,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新世纪得以留存,继承者们就不能放弃对过去的记忆。本书试图召回、感知和审视二十世纪动荡的精神生活,捕捉“一场盛大对话的边角”,以此抵抗遗忘,并重新建立联结。
詹姆斯通晓七种语言,贯通哲学、历史、政治和艺术,打磨出一份警句频出的现代文明回忆清单。从阿赫玛托娃(A)到茨威格(Z),作者写的不仅仅是闪耀的群星,还有人类一切创造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勾连及其周围环绕的黑暗,它们共同构成时间之海上一道明灭相间的星辉:或许会黯淡,但永不消逝。作为一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詹姆斯热诚的书写让历史回到当下的脉搏之中,并获得回应当下的能力:对于一切削弱人文主义联结的势力,任何创造性的活动都是必要的抗争。
充满格言警句、极具启发的文明史速成课程。——J. M. 库切(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一颗惊人的星星迸发出炽烈的光辉。——西蒙·沙玛(英国历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讲师)
詹姆斯获得“折衷高眉与浅俗的大师”这一声誉,当之无愧。——《洛杉矶时报》
詹姆斯证明了自己不仅拥有卓越的才智,而且还拥有非凡的能力来传达自己的激情。——《观察家报》
当英国失去克莱夫·詹姆斯,就好像一架有五六名最优秀的作家乘坐的飞机坠毁了。——德怀特·加纳(评论家)
诙谐、深刻、博学,关于二十世纪文化与政治丰富驳杂的一流文集。——《星期日泰晤士报》
极具天赋,博学多才到令人嫉妒,他慷慨的书写包罗万象。——约翰·班维尔,《纽约书评》
再也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博识地,用这样幽默、精简的文字去写出他所见证过的这个逝去的世纪……他对于古典自由人文主义的信仰,使得他能够获得更大的动力,在晚年经历了许多病痛的阶段,仍然持续创作。这部书虽然是在他得悉自己生病之前就开始的,但你仍然可以看到,在这些看来非常轻简的文字,有时候非常有趣的段落之外,背后持续关注、持续投入的热情,那种不可能失去焦点、不可能转移视线的洞察的持续。我想这就是克莱夫·詹姆斯留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益。我们在《文化失忆》这部书里面读到的,是前几个世纪持续的声音跟倾向的一种回响。——梁文道
虽然需要相当知识储备,但本书极具可读性:不仅构思颇为用心,文辞(因为翻译)亦美轮美奂,几乎可以说 ,从头至尾洒满了警句、金句。可惜作者去年11月底在伦敦去世,否则我差不多敢说,这本《文化失忆》,是在世作家写出的不朽经典。——刘苏里
作者推崇古罗马的塔西佗,他说塔西佗是他这本书写作的源头,正是这位古罗马的历史书写者,在一个专制恐怖的时代,发展出一种新的文体,来容纳他的绝望,一种坩埚般熔化一切的文体。这种文体会在专制恐怖的时代之后依旧长久地存活下去。他说,自己这本书里写到的这些现代和前现代的英雄们,从孟德斯鸠到戈洛·曼,正是以塔西佗凝练的表达能力作为标杆,来衡量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完成了任务。我想,克莱夫·詹姆斯本人,在这本书中也完成了这个任务。——张定浩
克莱夫对于知识分子、政治家、文化名人有一个评价的尺度,那就是面对权力和恐怖时表现的勇敢、独立和良知。他深知我们时代的健忘并不是因为大脑记忆能力的退化,而是因为文化的话语权从来都是在隐而不显地将一些东西秘密排除到我们的记忆之外。打败文化失忆症,当然最好要有克莱夫·詹姆斯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但如果你和我一样无法在智识和阅读面上效仿他的这种才子风格,那起码可以认真抱起这本他花了四十年写的书,让他带我们去进入一个有着无数秘密分岔的花园。——但汉松
这是我最向往的一种读者跟书籍、跟文字、跟思想相处的方式:分心与专注之间的悖论。首先他是贪得无厌的,任何形式的才华都能吸引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尽情纠缠;更为重要的是,在享受这种脆弱的才华的时候,时刻担心着毁坏它的力量。克莱夫·詹姆斯在这本书里展现出来的自我教育是如此的迷人,以至于我以后看到不是这样看书、这样写作的人,总觉得有什么缺憾。——陈以侃

作者介绍

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1939—2019),澳大利亚籍著名评论家、记者、作家、诗人、翻译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六十年代移居英国,数十年活跃于各种纸媒和电视,是英国文化评论界的一支健笔,被称为“折衷高眉与浅俗的大师”“一群才子的集合体”(《纽约客》),《泰晤士报书评增刊》誉之为“当代的蒙田”。出版评论集、随笔集、诗集、回忆录、小说、译著五十余部,包括《不可靠回忆录》《文化失忆》《诗歌笔记》等。
2008年,克莱夫·詹姆斯因其在广播电视新闻业的成就,获得了奥威尔特别奖,他在2010年成为英国皇家文学会会员,2012年获得大英帝国勋章。詹姆斯于2011年罹患绝症,但笔耕不辍,依然积极在媒体发声,并不断有新书出版,完成了但丁《神曲》的翻译。
2019年11月,克莱夫·詹姆斯逝世于剑桥,在此之前他只停笔了一个月。

部分摘录:
我用了四十年时间写这本书,四十年里我慢慢意识到,这部作品若要忠实于我人生经历的格局,那就不会有任何格局可言。它会像我的书桌桌面一样,我上次雇了位助手来整理,但他来过一次就被吓走了。我要写的这本书起源于我读过的那些书。早些年,有几次我不得不把手头最好的书卖了换吃的,所以我从不在书上画线。条件改善之后,我就不再那么谨小慎微了。我开始在段落下面做记号以备将来参考之用,不久又开始在那些记号旁做批注,接着又在卷首或卷尾的空白衬页上写更长的笔记。蒙田正是这样创造出现代散文的,起初我构想的也是一篇散文:比一般的散文长,但还是散文的结构,一条主线贯穿全文,观点不求多而务求精,最后来个漂亮的收尾。
我的很多页边批注都已经用进书评和期刊文章里了:这些文章本来就采用了散文的形式,结集成书后,我就更堂而皇之地冠之以散文之名。但我总觉得其中有些注解只适合更宏大的写作计划,要留待将来之用,或许是在我生命将尽之际。然而,当那个终点已清晰可见,我开始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或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宏大计划。
存在的只会是一串彼此相连的节点,它们的运作方式类似人类的思维在时间流逝之中运作的方式——至少我自己的思维是这样:动荡奔涌的黑色海洋之上有一条清晰的星光之道,或明或暗,仿佛一艘幽灵船驶过,在洋面洒下磷光。远远不止一个主旨,而是有好几十个。我想同时写哲学、历史、政治和艺术,写几次大灾难中这些领域所发生的事。我出生于1939年,正逢第二次大灾难(第一次是“一战”),随着我长大成人,这些灾难也继续摇撼着世界。即便是在一个理想世界,这些领域恐怕也难以截然分开,而在我们生活的这个远谈不上理想的世界里,它们更是不可避免地彼此交融。在我看来,哪怕是在最好的时代,其中任何一个主题也不可能拥有任何外在的秩序:其秩序只可能是内在的、复杂的、有机的。而在最坏的时代里,也就是我们的时代,它们中的任何两个或多个放在一起都必然展现同样的效果,且加倍让人眩晕:有机的复杂性混杂在一种结构中,它是如此盘根错节,从中提炼出的任何秩序都只能说是暂时的。
好吧,就是这样。现代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多的警告,不能把简化之物看作是真实。极权对无辜的人施暴,背后的动力就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难道不正是草率拼凑之物吗?随着将思考整合起来的时机愈发成熟,我也形成了一个看法:必须避免草率拼凑。
所以,本书的主旨就是如何避免这样的结果。如果我写作得法,那么表面的随意无序中也会产生主题,让这部作品明白易懂。但阅读本书无疑会令人难以平静。书中的故事属于那些让人惶惶不可终日的岁月,即便是对我们这些有幸置身事外的人来说。绵密的文本之中也穿插了我自己相对幸运的人生中的某些直接经验,但愿后者能多少缓解阅读之难,但我并不想为此开脱。如果这本书不难读,那么它也不可能真实。
有些年轻读者也许会疑惑,为什么这书里尽是些被遗忘的名字,行文进展又如此突兀难料,那么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欢迎来到二十世纪,你所生活的世纪脱胎于二十世纪,正如一道黑烟从石油大火中升起。我要说的第二点,虽然附属于第一点,却更为重要:这里有着太多的生死存亡。十九世纪是伟大的语文学家欧内斯特·勒南的时代,尽管有法国大革命这个反例,“人文学科”(Studia humanitatis)仍然被认为是纯粹的福音。如果说十八世纪意味着开启理性的时代,那么断头台冰冷的咔嚓声依旧在耳边回荡的十九世纪则旨在通过科学来弥补理性让人遗憾的种种缺陷。除了先知们——狄更斯是其中之一,虽然他天性乐观——那些渴求哲学视野的人们很少怀疑人类知识的拓展一定会(借用勒南的经典表述)“催生受启蒙的人类”(élargir la grande famille),从此享受数学般精确的正义。时至今日,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残酷,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要怀疑的。勒南所津津乐道的“科学的未来”(avenir de la science),可以用我们的昨天做一个评估,那个科学把城市夷为平地、把无辜孩童送进毒气室的昨天:不管我们对科学还有多少不了解的地方,至少有一点我们已经领教,即科学不一定就是良善。但是在人类知识整体的某处,人文主义仍然在向我们召唤,那毕竟是证明人类应该拥有智慧的最好理由。
然而,这个召唤越来越微弱。艺术以及有关艺术的学术无所不在——这是不会灭绝的消费品,一个自封的精英阶层可以占有这些产品,同时自诩超越了物质主义;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显赫夺目——但是人文主义却无处可觅。科学是罪魁之一:并非科学实际的成果,而是科学的语言,这种语言被“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拥趸拙劣地模仿,反倒让真正的文化遥不可及,而这种文化本应是文化学者最应该去关注的。同时这也促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拜物教,这一教派的巫医们除了晋升之路什么都不关心,将人文学科作为角逐名利之用,给那些仍然热爱自己所学之人做出了恶劣的榜样。学问专著成千上万地出版,然而“学问本身值得追求”这一点却遭受着前所未有的质疑。学问常常为恶所用,如今人们质疑它有何好处,而且通常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任何好处都有市价,和商品无异。人文主义没有立即能变现的用处,其“无价”(invaluable)也正在于此,这一信念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举步维艰,以至于望文生义为“毫无价值”(valueless)的意思了。事实上,越是精于世故的人越是如此。使文明成其为文明的人文主义若要在这个新世纪得以存留,必须后继有人。这些继承者必须拥有记忆,而这个记忆的一部分与那个他们尚未出生的时代有关。
可怕啊,那个时代。聪明、富有同情心的年轻人如今面对一个无辜生命被成千上万杀死的时代,他们若是认为自己的父辈对一切漠不关心,那也完全情有可原;当一个人已经开始谢顶,他确实更容易满足于现状。但是,在他们的父辈长大成人的时代,无辜生命正被成百万地屠杀。纳粹德国的真相是一下子敞开在世人面前的,远远打破了绝望的底线。苏联的真相是逐渐为大众所知的,但到了最终全部浮出水面的时候,带来的绝望却更为复杂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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