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陈嘉映2007—2018自选文集。
★《何为良好生活》后新作，认真思考，认真表述这些思考，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
★在危机与纷争爆发的时代，哲学如何协助我们反思生活。“我们与其说需要共识，不如说需要学会，没有共识的人应该如何一起生存。”
本书是陈嘉映先生选编自己于2007—2018年间所作演讲、访谈与评论结集。
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你要是坚持说，哲学要的就是唯一的真理体系，那我不得不说，哲学已经死了。
哲学，尤其今天的哲学，不是宣教式的，不是上智向下愚宣教。我们之所求，首先不是让别人明白，而是求自己明白。
“我个人想要的是，认真思考，认真表述这些思考，召唤爱思考的人来一道思考。”
作者介绍
陈嘉映，1952年生，先后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
著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间〉读本》《无法还原的象》《从感觉开始》《旅行人信札》《哲学•科学•常识》《说理》《白鸥三十载》《价值的理由》《简明语言哲学》《何为良 好生活》等；译有《存在与时间》《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感觉与可感物》《哲学与伦理学的限度》等。
部分摘录：
这听起来像是在讲我一生的故事。我写过一篇带有点回忆录性质的文章，叫《初识哲学》，讲我怎么走上哲学这条道路，以及后面几年的变化。要是从更早的时间说起，我小时候就像所有爱学习的好奇的孩子一样，喜欢读书，各种书都读，读小说，读古典小说，读科学的书。我们那时候有一套《十万个为什么》，还有《趣味数学》，诸如此类。
我没有受到精英的少年教育，就是一个普通孩子，出身普通家庭，当时也没有什么精英教育。学习的进度很慢，学到的东西很少，不过呢，就我个人来说，也没觉得有特别的缺憾，因为你一直就在那里，当然主要是玩，玩之余读各种各样的书。而且我碰巧有两个哥哥，一个长我两岁，一个长我四岁。哥哥带着你学东西可能是最好的——这是个小小的优势——他们学物理，学俄语，在你面前显摆，教给你一点儿，你会好奇，跟他们学到一点儿，然后自己闷头再学一点儿。实际上我从小就跟我这两个哥哥和他们班里的同学玩得更多，聊得更多，跟自己的同龄人、同班的同学，聊得反而要少一点。
到上了初中的时候，就像当时大多数所谓学习好的学生一样，兴趣基本上完全被数理化吸引住了，开始读那些科普的书，什么直尺圆规作图，什么量子力学、相对论。很浅的，给中学生读的，但是非常有兴趣，然后就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课堂上没学到很多，成绩也不一定很拔尖，但那点儿功课你肯定一学就会了嘛，就想知道更多，就去读我哥哥的教科书。中学一共上了两年，初二快结束的时候闹“文化大革命”，就失学了。这两年里，我把高一高二的数理化都读完了，就觉得挺好玩的，小孩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这都是史前史了。
然后就来了“文化大革命”，关于“文化大革命”当然有非常多可说的，对于我个人尤其如此。1966年5月16号被认作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时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6月1号，就是《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社论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早上醒来的时候，家里的收音机、外面的大喇叭都在用那种义正词严、慷慨激扬的语调宣读这么一篇让人吃惊的社论。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从那天开始的，我相信对很多人也是。从那一天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day by day（一天接一天）我都记得，记得6月1号、6月2号、6月3号都发生了些什么，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每一天都出了什么事情。我不细说了，因为不是今天的主题。但是从心灵的变化来说，那肯定是一个很关键的时点。我当时马上就要满十四岁，我想一个少年，本来就在心灵转变的时期，有这样一个巨大的事件发生，必定会对整个的心路历程产生重大影响。
“文化大革命”开始两个月的时候，8月5号，我父母被当作黑帮揪斗，然后上劳改队，对我们儿女当然是更进一步的刺激。另一方面，现在回想起来，也可以说，在心理上，在各方面，让我们成熟得很快。我要看我女儿现在，跟我当时正差不多大，她还完完全全是个小孩子。但是我们当时就好像已经开始在心理上需要给父母某种支持了，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打成黑帮，突然去过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那种劳改队的日子。
我哥哥陈嘉曜，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是个思想非常独特的人，至少在当时是这样。他早在6月中的时候，6月15日，红卫兵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出质疑。7月底的时候，他被打成了我们学校的六大右派之一。当时我在师院附中，师院附中也是一个红卫兵运动闹得很凶的地方，可以说压力非常之大。这个压力包括人身迫害，包括死亡威胁，全都有的。所以，我们在那样一个年龄，我十四岁，嘉曜十六岁，就经历到一些特殊的处境。同时，当然也会思考很多。
到了9月初的时候，虽然家里面是那个样子，但我们还是忍不住随着大串联的浪潮，开始跑向全国各地。一个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忽然有机会可以免费跑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这个诱惑绝对是没有办法抗拒的。一开始还有一点革命的想法，去了解外地的文化革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不过其实，我当时没什么想法，基本上嘉曜有什么思想我就有什么思想。我说了，在当时，嘉曜的思想非常活跃，在这一点上我是沾了很多的光。
第一次是三个人到北京站，人山人海，上车后，发现那个同伴挤丢了，结果在上海、杭州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再出去，另外的一个念头压过了投身革命的念头，那就是去游历更多的地方，去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这个念头让我们做出了不失为明智的决定，就是到祖国最遥远的地方去，比如说到新疆去，到云南去。当时看来，绝大多数的人，恐怕都不大有机会离开自己的村子或者县城，我们北京人当然要好一点，但是谁将来还有机会到新疆、云南去玩啊。当时可想不到以后还有机会去美国去北欧，就想到这样的机会绝对不可错失。这样断断续续往外跑了七八趟，最后一次串联是1967年6月回来的，之后就没有再出去。
到1967年的3、4月份，在北京的中学生里面又兴起了一场大辩论，当时叫做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这么三大主流。我也算参与其中，仍然是作为嘉曜的跟屁虫，他什么主张，我就什么主张——但你以为是自己在思考。可就在这段时间，现在回过头来看，能看出其实我跟嘉曜的性情并不太一样。4月份有一次我到学校去，进校门之前，两边的墙上贴着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像平常一样，我停下来看大字报，赞赏这个观点，认为那是错的，诸如此类的。就这样看了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完全无可理喻地，就突然觉得非常无聊，觉得这些讨论、这些辩论都非常空疏。这是个忽然莫名其妙涌上来的感觉，一下子就失去了兴趣。然后我调转车头——当然是调转自行车的车头——就骑车回家了。
从此以后我就基本上没有再回过学校。那年秋天，1967年秋天，复课闹革命了，同学们又回到学校去了，我也没回去——回学校复课闹革命是个要求，但并没有人能管你回不回。反正，从那年四月份以后，我就开始了自己独立的读书生活。当时家里堆了很多很多的书，这些书主要来自我另外一个哥哥嘉明的同学，他们前几个月去抄家，抄出来很多书，《杜工部全集》《李太白全集》《资治通鉴》《史记》《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古今中外的这些书吧。我说了我小时候就跟嘉明的同学和嘉曜的同学很熟，他们都知道有那么一个小弟弟，爱读书，他们抄这些书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就送到我这儿来。那么这时候，我就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各种书都读，手里有什么就读什么，当然也读《鲁迅全集》、读毛泽东。鲁迅的书有很强的吸引力，《鲁迅全集》，我记得是十卷，不敢说翻来覆去地读，但是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在当时能够读到的中国人的书里，大概只有鲁迅能给一个年轻人这样的一种诱惑吧。
总的说起来，我当时的兴趣在今天如果分类的话是在文学方面。也会读一点历史等等，但是不很多。尤其读得少的，是理论书。我叫做理论书或者哲学的，在当时主要是马恩列斯毛，我也会去读，因为人人都在读。但觉得这些书太高大上了，深入不进去，我不在那个等级上。嘉曜读这些书，这就增加了我对嘉曜的钦佩之情，但我自己到不了那儿。
那个时候，好多人还在学校里面所谓进行“文化大革命”，也有不少到处乱逛乱玩的，我呢，住在一间单独的小屋子里面，从早到晚就是读书，或者思考——如果有思考的话。对，同时也写作。十五岁上下吧，我想那样大的孩子是，只要读哪方面的书，就有自己也写点儿什么的冲动，读小说就想写小说，读诗就想写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