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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铁证:英国首席女法医45年奇案实录-电子书下载

人文社科 7个月前 (07-07) 421次浏览 已收录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

简介

※所有凶手都认为死亡就是结束,但法医却能跨过生死界限,聆听亡者的证词,揭露隐秘于黑暗的真相。
※英国首席女法医45年奇案实录,带你见证法医从不受重视到缺一不可的巨大变革。
※37个真实案件,还原真实法医现场,从真实的案件当中感受现实的法医工作,一步一步破解谜团。
※比小说更令人着迷的“法医”职业纪实科普,约克郡开膛手案、戴安娜王妃车祸事件、黑人学生被杀案,法医的工作不只是解剖尸体。
※有温情的送别,有悬疑的刑侦,有惊悚的罪案,也有对于死亡的深入思考。作者用自己的法医人类学与解剖学知识与对死亡充满敬畏的心,为我们书写了关于死亡的别样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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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寻找真相的非凡故事,一部法医领域的发展史。
横跨多年的悬案,从“只能排除,不能确定”到精准完善的法医技术;从最初的法医助手到创立法医服务公司的合伙人;从不受重视到缺一不可的法医职业发展。
安琪拉·盖洛普以自传体的形式,叙述了自己非凡职业生涯的同时,介绍了她一路参与过的复杂棘手的刑事案件,用45年的法医经验再度剖析知名经典案件谜团,推动法医学领域的变革。
这不是充满戏剧性的犯罪小说,但其简洁明了的案件描述、真实详细的调查过程、通俗风趣的语言表达,让这本书更加引人入胜。

作者介绍

安吉拉•盖洛普(Angela Gallop)
英国法医联盟首席执行官,诺森比亚大学客座教授,英国法医协会前主席(2001-2003),法医注册管理委员会创始成员,世界杰出的法医科学家之一。曾任职于英国内政部法医科学服务中心,之后创办了一系列独立的法医科学公司。作为著名的冷案调查专家,她带队为许多最具挑战性的案件找到重要证据。从业45年来,推动了英国司法部门的变革,为法医科学做出杰出贡献。2015年获颁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简•史密斯(Jane Smith)
英国最成功的执笔作家和文学经纪人之一,作品包括小说及回忆录和传记等非虚构类,代表作有《星期日泰晤士报》年度最畅销回忆录《贩卖》及诸多国际畅销书,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
译者简介
王小可
南开大学文学博士,资深翻译。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生导师。因翻译《欢乐之家》获天府翻译奖,另译有《章鱼星人》等二十余部译作,并在英文刊物大量发表余华、王小波、冯骥才等名家作品英译版作品。
蒋蓉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专业硕士,在文学、文化、旅游、工程等领域有较为丰富的翻译经验。

部分摘录:
一份不适合女人的工作:意想不到的事业选择
哥哥乔纳森坚持认为,我从九岁开始就对犯罪研究感兴趣。那时候,我经常央求爸爸给我买《世界新闻报》和《周日人物》。而且每个星期天的早上,我都会和爸爸一起去报刊亭,长大一些之后则和乔纳森一起骑车去。我确实对报纸上的犯罪故事非常着迷,但最吸引我的其实并不是那些故事,而是可以吃到巧克力薄脆饼干。老实说,我后来成为一名法医学家纯属偶然。
从植物开始的研究 还记得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梦想着要当某一领域的科学家。那时,我住在牛津市外的一个村子里,一度在地窖里捣鼓化学仪器,做各种化学实验。当时我的志向尚不明确,但多少因此受到了一些影响。然而,如果我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勉强考上高中的话,这个志向可能永远都成不了现实;也正是在高中阶段,我对植物学产生了热情。
我和乔纳森、大卫一起长大,在我的五个兄弟中,他俩的年纪和我最接近。因此,我习惯并享受与他人相处。我十六岁之前成绩一直不怎么样,主要就是因为忙于搞校园社交。
一位慷慨的伯祖母为我交了学费,供我就读海丁顿女子中学,但我对那里的课程几乎完全提不起兴趣。要知道,我在上高中之前基本没怎么做过作业。我的大部分成绩单上都有类似的评语:“要是安琪拉再努力一点就好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优秀的植物学老师汤普森女士,她点燃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让我变得积极好学。若非如此,我也许将终生碌碌无为,更不会成为一名科学家。接下来,我通过了所有的高考科目,包括化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现在改名叫植物科学),考上了谢菲尔德大学的植物学专业。
毕业后,我原本有机会继续留在母校攻读博士学位,但我那时正忙着结婚的事儿,便放弃了读博机会,之后便和我的新婚丈夫彼得·盖洛普一起回到了英国南部。我在牛津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实验员后,转了个专业读博士,主要研究的是海蛤蝓。
我对海蛤蝓感兴趣的原因和对植物着迷的原因一样——被它们的内部运作机制所吸引。当你把整个过程拆开来看时,这是相当令人印象深刻的。植物的根从土壤里吸收水分和矿物质,然后将它们传输到叶子。叶子的绿色物质(叶绿素)接收光照,进行能量转换,同时转化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产生养料,使植物能够茁壮成长。我研究的这种海蛤蝓也会使用叶绿素,它们可以从某种特殊的海藻中吸食叶绿素,在体内通过一定机制生产出糖分。这项研究听上去颇具价值,因为它也许能帮助第三世界国家解决食物危机。我也因此申请到一笔项目经费。在接下来三年的时间里,我在怀特岛郡的本布里奇城沙滩上度过了很多开心的时光。我那辆菲亚特500迷你车上总是装载着一些大号容器,里面装满海水、海藻以及我收集的迷人小生物,以便我带回牛津去研究。
然而,到了研究的最后阶段,开始写论文时,我却意识到以下三点:我手头的研究不大可能解决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食物短缺问题;我多半找不到一份全世界就那么六七个人感兴趣的工作;我其实还是想做一些更实用、对大多数人来说更重要的事。
决定终生的事业 那么,这辈子我到底该做什么呢?这自然也成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和朋友们谈论的话题。1974年夏季的某天,我正在图书馆,好友斯图尔特·米利根递给我一份报纸,说道:“安琪拉,这可能是你感兴趣的东西。”斯图尔特用圆珠笔在一则广告上画了个圈,那是内政部法医科学中心正在招人的信息。此前我从未考虑过法医学,但它的确能归入我心目中的“实用”范畴,于是我决定试一试。我先向导师大卫·史密斯教授说起这件事,他是一位出色的科学家,也是一位好朋友和好顾问。他对我说:“这类工作很抢手,去应聘的人很多。所以,尽全力去试试吧,不过别抱太大希望。”
我的丈夫刚决定去上律师培训班,我们又有一堆账单要付,我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去投递简历。出乎意料的是,我得到了面试的邀请。
面试时我尝试说服面试官,自己有能力从海蛤蝓领域跨越到犯罪领域。但我心知肚明,这番说辞会葬送求职的希望。所以我对自己感到生气,怪自己没提前做些准备,否则就不用在听到“对一辆可能装着赃物的货车,你可以追踪什么线索”之类的问题时,搜肠刮肚,苦苦挣扎了。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很多科学知识,但是似乎没有一个能与我当时绞尽脑汁想表达的内容相关。幸运的是,他们看上去并没有觉得我的回答一无是处。面试后不久,我就收到一封邮局送来的信,得到了高级科学干事的职位。
我可以从全国八家法医科学中心中任选一处去报到。那时彼得正在法学院读书,并且可以在获得资格后灵活决定他的最终结业地点,所以我在哪儿工作都行。最后,我选择了哈罗盖特市实验室,不远处就是谢菲尔德——我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大学本科生活。1974年10月24日,我在哈罗盖特市实验室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我不想第一天上班就迟到,于是早早来到上班地点——那是一栋位于郊区的气派壮观的大房子,周围绿树成荫,尴尬的是,我来得太早了。所幸那天还有人比我更早开始工作,他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并把我带到楼上的实验室。
我走进实验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根晾衣绳。它从空房间的一个角落穿过,上面挂着很多东西,像是染了血的衣服。我坐在凳子上等待其他同事来上班时,又注意到了实验室的凳子虽然表面一尘不染,但细看之下却沾染着一些不祥的棕红色污渍。我正要琢磨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门突然打开了。我跨界到法医学领域的第一个工作日就此拉开序幕。
短短几个小时,我已经被介绍给了很多人,又听人介绍了一大堆测试的类型和技术,简直被搞得晕头转向。在那天的一群人中,有一个说话怪异的人,他是实验室指导员伊恩·巴克利博士。我现在都还记得他指导我说:“要用满满一茶匙的证据来进行描述。”这话在科学背景下显得非常古怪,但他紧接着解释说,用这种方式表达所需证据之多“才容易让外行人理解”。这样听起来还算有点道理。直到后来,当我到法庭上出示证据时,才发现巴克利博士的描述方式有多么实用。因为在我用“毫升”来表达容量时,陪审员和其他没有科学背景的人对此却完全没有概念。随后我还发现,巴克利博士其实是一个有趣的人,而且一心投入工作,很少请假。我们常常说,要是发现巴克利博士上班时穿着拖鞋,你可别以为他是在怠工,人家那是选择到工作场所来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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