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本书被视为结构主义没落之后史学危机的突围之作和“新史学”的代表作，确立了阿赫托戈在学界的地位。
历史性的体制是指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衔接关系/方式。本书强调社会现实与历史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从时间观念入手，衔接古代和现当代历史，论述了从古到今不同历史性的体制，填补了结构主义没落之后的学术理论真空，历史学的研究重新回到对人和精神世界的关注。
阿赫托戈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时刻阐述不同历史性的体制，而不是说教式的全景分析，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如“历史性的制式”“当下主义”等都在学术界和媒体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且已辐射到当前其他学科的理论探讨中。
除了对法国史学传统的继承，本书还多有对人类学和社会学，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史学的借鉴，不仅为中国知识界和关注西方思想动态的读者介绍欧洲前沿的学术理论，关于时间观念的思考也可引起现代人对生活方式的反思。 【编辑推荐】
1.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回归对人的思考，反思现代生活。
在新旧社会交替的间隙，人们往往会产生断裂感，这种时间的空隙与秩序的危机让人无所适从。本书纵览古代到当代的社会进程，将“时间秩序”“历史体制”等关键要素抽离出来，重新回归对人本身的思考，为解决社会交替与发展中产生的缺口与紊乱提供思路和方向。
2.“新史学”地标性作品，强烈的现实关怀，史学危机的突围之作。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年鉴派”代表的新史学模式的功过是非的议论与评判，成为学术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创新的一个重要话题。社会环境变迁对史学发展提出新要求，“批判的转折”呼声日趋强烈。本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关乎史学乃至整个社会人文科学的探索，突破当代史学理论研究的重重危机，成为“新史学”代表作。
3.摒弃说教式分析，抛开全景式描述，不局限于单一时间和地域，选取关键性历史时刻，阐释社会变化，填补理论真空，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纵观古今，但绝非填鸭式历史教科书。作者选取古罗马、古希腊、法国大革命等关键性历史节点，抽离出历史性的多种体制，阐释社会变化，探究当代危机的解决之路，既填补了理论研究的空白，又有相当程度的现实意义。
4.不仅介绍了史学前沿理论与概念，还辐射到历史之外的其他学科的理论探讨中。
本书提出的核心概念，如“当下主义”“时间经验”“历史性的体制”等，是当代史学前沿理论讨论的热点，作者从荷马史诗谈到“广谱城市”，从大革命讲到“垃圾空间”，已然突破史学界限，辐射到文学、哲学、建筑、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具有广泛的研究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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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誉推荐】
没有人会怀疑，某种时间秩序是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存在多种依据地点和时间而变化的时间秩序。不管怎样，这种秩序都十分强大，以至人们服从于它们却对此毫无知觉：它们自发而来，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知道不知道——哪怕他们知道、哪怕他们不愿意。如果有人想违反这些秩序，就会与它们发生碰撞。一个社会与时间的关系看来没什么可商量，没多少可选择的。秩序（ordre）最直接的意思是前后次序和控制：时间，复数意义上的时间，它可以许可，也可以不许可；时间还会报复，会重建某种被扰乱的秩序，建立公正。因此，时间的秩序（ordre du temps）一下子就阐明了这个乍看上去有点神秘的说法：历史性的体制（régimes d’historicité ）。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
我非常高兴和阿赫托戈先生讨论古代的资源。我想说，阿赫托戈先生的史学研究具有当代的重要性。法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史学大国，都有着伟大的史学传统。中国已经翻译了法国的很多史学著作，比如布罗代尔、韦尔南、勒高夫，现在又译了阿赫托戈，他们都是法国杰出的史学家。阿赫托戈先生的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好消息。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今天，在当下主义和重新回到过去的历史意识的双重夹击下，人类面临着诸多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人们既不能沉湎于当下，也要避免重新回到过去。在某种意义上，重塑现代的历史性体制或者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时间意识依然有其价值。因为只有以未来为坐标，人类的历史才会有既定的方向感，人们才得以在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时间框架中，有效地思考重大议题，解除那些困扰人类已久的不确定性。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介绍
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新史学”代表人物。1946年生，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荣休教授，任古代与现代历史编撰学教席，同时也是路易·谢赫耐古代社会比较研究中心和历史研究中心（CRH）的成员、历史学术期刊《年鉴》杂志的十五人学术委员会成员。1997年，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成为历史学家协会的六十名初始成员之一。
阿赫托戈深受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和德国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影响。他始终关心的问题包括：关于文化边界和他者的思考、时间和时间观念的流变、古代史和对古代历史的使用。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常常是跳跃式的，从不局限于单一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而是在时空中穿梭和捕捉流变。其主要作品有《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出发去希腊》《希罗多德的镜子》《灯塔工的值班室》《古代人，现代人，野蛮人》《尤利西斯的记忆：古希腊的边界叙事》《历史的显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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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黄艳红,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国近代史和中世纪史。已出版专著《法国旧制度末期的税收、特权和政治》，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译著十余部。
部分摘录：
时间的秩序，历史性的体制 没有人会怀疑，某种时间秩序是存在的，更确切地说，存在多种依据地点和时间而变化的时间秩序。不管怎样，这种秩序都十分强大，以至人们服从于它们却对此毫无知觉：它们自发而来，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知道不知道——哪怕他们知道、哪怕他们不愿意。如果有人想违反这些秩序，就会与它们发生碰撞。一个社会与时间的关系看来没什么可商量，没多少可选择的。秩序（ordre）最直接的意思是前后次序和控制：时间，复数意义上的时间，它可以许可，也可以不许可；时间还会报复，会重建某种被扰乱的秩序，建立公正。因此，时间的秩序（ordre du temps）一下子就阐明了这个乍看上去有点神秘的说法：历史性的体制（régimes d’historicité ）。
早在公元前5世纪初，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e）就已经使用过这个说法，而且正好是指“万物根据时间秩序，彼此之间达成公正，纠正其不公正”[1]。在希罗多德看来，历史本质上就是一个间隔，这个按代（générations）来计算的间隔将从不公正走向复仇或匡正。历史学家就是以某种方式来探寻神意复仇的时限，他凭着自己的知识，连接链条的两端并使之呈现于众人眼前。这正是克洛伊索斯王的故事的意义所在：他从幸福转向不幸，他先祖巨吉斯（Gygès）的过错终于要第四代人付出代价。[2]但我们这里要探索的路径，却不是这种历史和正义之路。
另外，“时间的秩序”一说让人想起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的秩序》。这篇纲领性的文献篇幅不长但引人入胜，是1971年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就职演说，它仍然在启发我们思考，引导我们尝试以别的方式、带着别的问题去工作。[3]对于时间问题，让我们展开类似于不久前福柯在话语方面所做的探索，让我们至少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时间的秩序”实际上是一部著作的标题：这就是历史学家克日什托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关于时间的重要论著。他本人认为，这本书是以“百科全书的视角”探讨“时间本身”的历史，或者说，是一部关于时间的“哲学”史。[4]
最近一段时间，时间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关于这一问题的书籍、期刊专号和研讨会几乎到处可见；文学也以自己的方式进行阐发。我们思想方面的全科医生立即诊断出“时间危机症”了！当然是这样，但除此之外呢？这个标签最多也只不过意味着“请注意这个问题”。[5]保罗·利科（Paul Ricœur）的著述，从《时间与叙事》 （1983年）到《记忆、历史与遗忘》（2000年），可以作为一个方便的时间框架；在此期间，这位总想与其同代人保持同步的哲学家，先是思考时间经验中的各种悖谬，随后又关注“一种公正记忆的政治”。在《时间与叙事》中，利科“直接切入时间经验和叙事行为”，但“没有顾及记忆”。他的第二部著作正是要弥补这个欠缺，探讨的是介于时间和叙事之间的“中间层次”。[6]他从历史之真的问题转向记忆之实的问题，两个问题都没有被弃之不顾。
米歇尔·德·塞尔托此前稍早时在一句话中已经带过一笔，“三个世纪以来，对过去的客体化很可能已将时间变成了一门学科中的不假思索之物，而这门学科却总是将时间作为分类的工具”。[7]这个说法引人深思。在以下的文字中，我将从对当下的追问出发，做某种思考的尝试。
缺口 最近的历史进程，其标志性的事件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法国大革命的美好前景所孕育的共产主义理念的逝去，以及各种原教旨主义的同时兴起，这些都剧烈且持久地动摇和扰乱我们同时间的关系。[8]时间的秩序已经成了问题，这一点随处可见。原教旨主义现象掺杂着复古主义和现代性，部分而言，它们因为未来的危机（crise de l’avenir）而产生，在面对当下的不幸时，由于没有开辟未来的视角，它们转向了传统，虽然传统很大程度上是“发明”出来的。[9]在这种条件下，如何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扭合在一起？正如弗朗索瓦·孚雷（François Furet）在1995年所写的，历史已经重新变成“一个隧道，人们在黑暗中摸索，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将自己引向何方，对命运也已不敢确信，因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那种科学性的安稳幻觉已经没有了。失去上帝之后，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个人发现，在这个世纪末，历史的神性基础已经发生动摇：他要驱逐这种焦虑。除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威胁，他的精神之中还平添了另一种不堪忍受的意识：未来已经封闭”。[10]
在欧洲世界，深刻的断裂在此前很久就已经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这样，1945年之后也是，但情况有所不同。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对第一场断裂感触甚深，1919年，他提到“欧洲的哈姆莱特”，站在“辽阔的艾尔西诺露台上”凝望“数以百万计的幽灵”，“重新开始过往的苦恼，想起日日都要革新的疯狂。他在两个深渊之间摇摆”。在1935年的一次会议上，他以更明确的方式指出，这种连续性之断裂使得“所有人”都有从属于“两个时代”的意识。他继续说道：“一方面，过去没有被摧毁和遗忘，但我们从这种过去之中几乎得不出任何可以指引我们当下、让我们设想未来的东西。另一方面，未来还没有显露出一丁点的形象。”[11]因此这是一种迷失方向的时间，它位于两个深渊或两个时代之间，《当今世界之观察》的这位作者对此深有体验，并且不断提及这一体验。类似的体验还可在弗兰茨·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哥舒姆·肖勒姆（Gershom Sholem）那里看到，他们三人都曾在20世纪20年代追寻一种新的历史观：拒斥连续性和进步，转而强调非连续性和断裂性的历史观。[12]
斯蒂芬·茨威格在1942年自杀之前写出《昨日的世界》，这本书也是各种断裂的见证：“……在我们的今天、昨天和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已经断了。”[13]但在1946年，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一篇标题颇富表现力的社论《迎风而立》（“Face au Vent”）中敦请《年鉴》（Annales）的所有读者“制作历史”，他知道，人们从此进入了一个“状态永远不稳定”的世界，那里的残垣断壁无边无际；但“残骸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东西，更重要的东西：神奇的加速度使得各个大陆发生碰撞，海洋已不再是隔阂，荒漠也不构成阻碍，带有相反电极的人类各群体突然之间发生了接触”。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朝前看，面向将来发生的事物，而不是向后看，面向已经发生的事物。如果不这样做，就可能完全不理解这个明天就将全球化的世界——而今天已然全球化了。“昨日的世界已经结束。永远地结束了。如果我们法国人还有机会摆脱昨日的世界，那就应该比别人更快更好地理解这一再明显不过的真相。我告诉你们，放弃沉船，跳入水中，坚定地朝前游。”“向世人”解释“世界”，回答今天的人们提出的问题，这就是迎风而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历史学家并不想把过去彻底抹去，而是“深入理解它在哪些方面不同于当下”[14]，它为何是已然过去了的。在这份宣言的寥寥数页文字中，其内容、底色、节奏等等全都在提醒读者，时间在催促，当下已成为统领者。[15]
汉娜·阿伦特在20世纪50年代就敏锐地觉察到时间的断裂，但那时这还不是其研究中最引人瞩目的问题。诗人勒内·夏尔（René Char）在1946年发表的诗集《修普诺斯的书页》中曾写道：“我们的遗产并非源自任何遗嘱。”[16]他试图以这一警句来理解抵抗运动期间的奇特经历，他把这一经历理解为一种中间状态的时间，此间发现了一块“珍宝”，且一度被掌握在手中，但人们不知道如何称呼它，也不知道如何将它传递下去。在阿伦特的语汇中，这块珍宝就是开创“一个共同世界”的能力。[17]甚至在欧洲解放之时，抵抗战士都没有能拟出一份“遗嘱”，以便确定某些措施，以维持（如有可能还要扩展）已然开始创建的、“自由将能从中生长”的公共空间。然而，遗嘱是告诉“继承人哪些将成为他的合法所有”，从时间的角度来看，那就是“将过去交付给未来”[18]。
